主要讲三点：1，叛乱不符合封建道义，所谓“背德反义”，即名不正言不顺。2，叛军不团结。3，叛军在用人和谋略上不及汉军。
一：叛乱“背德反义”，师出无名。
叛乱本身与封建道义相悖，所以导致人心不稳。几个叛王也显得底气不足。比喻吴王刘濞父子，当时将军田禄伯出奇谋想分兵循江淮而上，这恰恰是周亚夫绝吴楚粮通的路线，是可以改变战局的，但吴太子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侘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
吴太子也认为，反叛有违道义，恐分兵会导致士兵士离散。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只要你反叛了，气势上就低人一等。按刘启的说法，是“背德反义”也。马贞也说：“吴楚轻悍，王濞倍德。”
汉景帝杀晃错，更加使叛军师出无名，进退不能。既然你的口号是“清君侧，诛晃错”，现在晃错杀了，你们该退兵吧？我们不讨论诛晃错的是是非非，在当时年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杀死一个晃错，景帝并不觉得道义有亏，但使汉室处于一个有利的形势，可以测试叛王们是为诛晃错还是真谋反。之后的形势说明，刘濞反叛之心久己，杀晃错只是一个借口。他拒不见景帝的说客袁盎。刘濞的子弟德侯宗正请求刘濞跪接袁盎带来的诏书，刘濞笑而应曰：“我己为东帝，尚何谁拜？”狂妄地把自己放在景帝并列的位置。这样，七国就失去了一次争取天下民心和汉朝大臣支持的机会。
可见，晃错说的没错。晃错说：
“（濞）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今削之亦反，不削反迟，祸大。”
《史记·吴王濞列传》里说得更清楚，吴王濞说：
“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
所以，杀了晃错，试出了叛王们的真心，坐视了他们谋反之罪，中央军在道义上就站立起来。
二：叛军不团结。
首先是各国内部不团结，国内反对声音很大。吴国的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和赵国的内使王悍都极力反对出兵，被杀。济北王刘志一开始也同意反叛，但被自己的郎中令带领一帮手下挟持，决定不再与七国合作。《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曰：
十一年，吴楚反对，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
胶西王刘卬也遭到国内强烈反弹，大臣的劝谏很有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国内部的声音：
“诸侯之地不是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
意思是我们地方远比汉地小，这样的叛乱不仅让太后忧心，也不利于将来。这样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从吴濞父子死活不同意将军田禄伯的分兵建议就可以看出来，内部不稳，怕人心离散。
除了各国内部不团结，各国之间也各有盘算，以致勾心斗角，各自为战，一盘散沙。
齐王刘将闾一开始也是答应合谋的，但后来又反悔了。于是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北王都带兵围攻齐国都城临淄，叛军的兵力立即分去大半。这几个哥们本来是兄弟，双方边打边谈，像孩子过家家，打打停停，明显半心半意，结果四国联军打了三个月，临淄也没攻下来，听说吴楚联军被击溃，几个哥们呼拉一下就散了，有的投降有的自杀，从头到尾就没认真打过。
赵王刘遂则口惠而心不至。一边同意反叛，一边又按兵不动。实则坐山观虎斗，想捡便宜。向北则联系匈奴以自保。一直到汉军打上门来，才迫不得已应战。
吴楚两王的叛乱，应该说决心是最足的，但在遇到梁王的强大阻力后，军心动摇。一俟周亚夫切断吴楚军的粮道，叛军一触即溃，吴王率先临降逃脱，丢下楚王向越地逃窜。楚王独木难支，愤而自杀，吴楚军仅坚持了三个月。人心不团结，战斗力岂能不渣？
反观汉军，一开始也不是很团结，叛军的浩大声势让君臣都有动摇。但汉景帝措施得当，稳定了大臣和皇族，凝集了人心，促进了团结。
景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晃错，晃错当然冤，但景帝需要他这颗人头。因为当时晃错朝中政敌极多，一些是诸侯国收卖的（如袁盎曾是楚王的相），一些是政见不合，还有一些纯粹是看晃错不爽。晃错官不是最大（御史大夫），但因为是景帝的老师，景帝对他言听计从，非常信任。大臣不服，都想借此机会除掉晃错。
一时间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甚至外戚中最有能力和威望的窦婴都纷纷上奏，要求处死晃错。袁盎甚至对景帝说，只要杀掉晃错，叛军自然退兵。
景帝下令杀了晃错，并满门抄斩。尽管有些残忍，但堵住了悠悠之口，让手下的大臣和将军都没了借口，重新团结在中央周围。这样，叛军就完全师出无名。斩杀晃错，也涣散了叛军的军心。
安抚了大臣后，景帝又开始安抚皇族。梁王是景帝的同母亲弟，在此次平叛中功劳极大。他坚守城池，不仅保护了京都的安全，也拖垮了吴楚联军的士气，为周亚夫从容地谋兵布阵赢得了时间。但梁王的效忠并非没有条件，天下诸侯本一家，梁王也可以随波逐流。梁王的卖力效忠，其实是景帝给他画了一个饼。某日，景帝邀梁王宴，正酒酣间，史书载曰：
因昆弟燕欢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者：“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
原来景帝向梁王承诺，百年之后将把皇位传给梁王，而不是自己儿子，还让太后在旁边作证。梁王岂不感动，岂不卖力？
当然后来景帝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儿子，但收拢人心的目的达到了。
景帝用杀晃错和安抚梁王，团结了群臣和皇族，三军用命，气势而虹。另一方面，叛军内部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士气低落，岂有不败之理。
三：景帝用人，优于叛军。
公元前154年，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中军攻打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赵，栾布略齐地，窦婴屯荥阳监视齐赵。
一开始，周亚夫就和景帝商议，用梁王拖住吴楚军，由他带领中军去切断吴楚粮道，亚夫曰：
“楚兵剩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
简洁清晰的建议，抓住了实质和重点。之后周亚夫走蓝田，出武关，到达雒阳，截断叛军粮道，最终使叛军饥饿难忍，不战自溃。
周亚夫战略定力惊人，在梁王三番五次向他发出求助，甚至汉景帝下诏要求他派兵解梁王之围时，周亚夫亦不为所动。致叛军于缺粮的绝境，不得不主动去找周亚夫。但饥饿的叛军战斗力锐减，周亚夫以逸待劳，很快把吴楚军包成了饺子。
景帝用周亚夫，是取胜关键，他顽强的作风，战略定力和机警周全，使叛军一步步钻进了他设置的陷阱里。司马迀在《史记》中，直言周亚夫在军事上的能力，要超过历史上后名将司马穰曷。司马迁曰：
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
景帝的父亲文帝对周亚夫的用兵也极欣赏，临终时对景帝说：
“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尽管杀晃错有些残忍，让后世多议论。但景帝知人善任，郦寄，栾布，窦婴都极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至于叛军，尤其是吴楚联军，则为他们的愚蠢买了单。
据《史记》载，刘濞至少犯了两个影响全局的战略性错误，一次在刚出兵不久，他拒绝了将军田禄伯的建议，另一次是吴楚联军和梁王相持不下时，他又拒绝了年轻将军恒的建议。从战后看，这两个建议都相当有价值。
首先是田禄伯，据《史记》载，将军刘禄伯对吴王曰：
“兵屯聚而西，天侘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一奇也。”
意思是如果兵都合一块没有其他奇兵，难有效果，希望大王分五万人给我，我沿着武关一带打过去，在那里和您相会。
这事后来大家却知道，刘濞父子怀疑田将军的忠心，所以拒绝了。有意思，你不信任手下，凭什么让手下信任你？再说，即使你不放心手下，也可以让楚王分兵进攻啊。从战后的情况来复盘，周亚夫绝吴楚粮道，走的竟然也是武关路线。可见，如果吴王从其谋，战争的形势或许是另一个样子。
关于吴王濞的第二个战略错误，年轻的恒将军对吴王的建议，《史记》是这样说的：
“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色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己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色，汉中车骑至，弛入梁楚之郊，事败矣。”
大致意思是吴军步兵多，汉军骑兵多，所以吴军不能留在这平坦的地方，这里不利于步兵作战，应跳过攻不下的城池，直取洛阳，占武库粮仓，据黄河天险号令诸侯。
这个计谋使我想起魏延的“午谷奇谋”，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以至后来周亚夫听说后，都非常后怕。但又一次被吴王拒绝，理由是恒将军太年轻，“安知大虑乎”？
不错，恒将军是年轻，吴王濞已经62岁了，留给他折腾的时间不多了。吴王濞的失败就在于他的保守，或者说依老卖老吧，靠经验他也没能斗过年轻的景帝，他的失败一点也不冤。
结语：从有关记载的情况看，叛军的硬件条件也比不上汉军。1，叛军多临时组队的，军人很少磨合，更无作战经验。吴楚两地生活富裕，承平已久，军队战斗力不会太强。但汉军中不乏戍边的与匈奴作战的战士，战争经验，士气，磨合度都高于叛军。2，叛军中老弱不少。吴王在募兵时，以自己（62岁）和小儿子（14岁）年龄为阶限，可见军队中不乏老人和小孩。而汉军中基本都是青壮年。3，汉军骑兵多，战车亦远多于叛军。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就相当于热兵器时代的坦克。可见，汉军的冲击力要强得多。如此，天时，地利，人和和硬件条件都不在叛军那边，叛军的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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