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主要讲三点:1,叛乱不符合封建道义,所谓“背德反义”,即名不正言不顺。2,叛军不团结。3,叛军在用人和谋略上不及汉军。

一:叛乱“背德反义”,师出无名

叛乱本身与封建道义相悖,所以导致人心不稳。几个叛王也显得底气不足。比喻吴王刘濞父子,当时将军田禄伯出奇谋想分兵循江淮而上,这恰恰是周亚夫绝吴楚粮通的路线,是可以改变战局的,但吴太子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侘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

吴太子也认为,反叛有违道义,恐分兵会导致士兵士离散。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只要你反叛了,气势上就低人一等。按刘启的说法,是“背德反义”也。马贞也说:“吴楚轻悍,王濞倍德。”

汉景帝杀晃错,更加使叛军师出无名,进退不能。既然你的口号是“清君侧,诛晃错”,现在晃错杀了,你们该退兵吧?我们不讨论诛晃错的是是非非,在当时年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杀死一个晃错,景帝并不觉得道义有亏,但使汉室处于一个有利的形势,可以测试叛王们是为诛晃错还是真谋反。之后的形势说明,刘濞反叛之心久己,杀晃错只是一个借口。他拒不见景帝的说客袁盎。刘濞的子弟德侯宗正请求刘濞跪接袁盎带来的诏书,刘濞笑而应曰:“我己为东帝,尚何谁拜?”狂妄地把自己放在景帝并列的位置。这样,七国就失去了一次争取天下民心和汉朝大臣支持的机会。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可见,晃错说的没错。晃错说:

“(濞)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今削之亦反,不削反迟,祸大。”

《史记·吴王濞列传》里说得更清楚,吴王濞说:

“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

所以,杀了晃错,试出了叛王们的真心,坐视了他们谋反之罪,中央军在道义上就站立起来。

二:叛军不团结。

首先是各国内部不团结,国内反对声音很大。吴国的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和赵国的内使王悍都极力反对出兵,被杀。济北王刘志一开始也同意反叛,但被自己的郎中令带领一帮手下挟持,决定不再与七国合作。《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曰:

十一年,吴楚反对,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

胶西王刘卬也遭到国内强烈反弹,大臣的劝谏很有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诸国内部的声音:

“诸侯之地不是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

意思是我们地方远比汉地小,这样的叛乱不仅让太后忧心,也不利于将来。这样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从吴濞父子死活不同意将军田禄伯的分兵建议就可以看出来,内部不稳,怕人心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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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各国内部不团结,各国之间也各有盘算,以致勾心斗角,各自为战,一盘散沙

齐王刘将闾一开始也是答应合谋的,但后来又反悔了。于是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北王都带兵围攻齐国都城临淄,叛军的兵力立即分去大半。这几个哥们本来是兄弟,双方边打边谈,像孩子过家家,打打停停,明显半心半意,结果四国联军打了三个月,临淄也没攻下来,听说吴楚联军被击溃,几个哥们呼拉一下就散了,有的投降有的自杀,从头到尾就没认真打过。

赵王刘遂则口惠而心不至。一边同意反叛,一边又按兵不动。实则坐山观虎斗,想捡便宜。向北则联系匈奴以自保。一直到汉军打上门来,才迫不得已应战。

吴楚两王的叛乱,应该说决心是最足的,但在遇到梁王的强大阻力后,军心动摇。一俟周亚夫切断吴楚军的粮道,叛军一触即溃,吴王率先临降逃脱,丢下楚王向越地逃窜。楚王独木难支,愤而自杀,吴楚军仅坚持了三个月。人心不团结,战斗力岂能不渣?

反观汉军,一开始也不是很团结,叛军的浩大声势让君臣都有动摇。但汉景帝措施得当,稳定了大臣和皇族,凝集了人心,促进了团结。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景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晃错,晃错当然冤,但景帝需要他这颗人头。因为当时晃错朝中政敌极多,一些是诸侯国收卖的(如袁盎曾是楚王的相),一些是政见不合,还有一些纯粹是看晃错不爽。晃错官不是最大(御史大夫),但因为是景帝的老师,景帝对他言听计从,非常信任。大臣不服,都想借此机会除掉晃错。

一时间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甚至外戚中最有能力和威望的窦婴都纷纷上奏,要求处死晃错。袁盎甚至对景帝说,只要杀掉晃错,叛军自然退兵。

景帝下令杀了晃错,并满门抄斩。尽管有些残忍,但堵住了悠悠之口,让手下的大臣和将军都没了借口,重新团结在中央周围。这样,叛军就完全师出无名。斩杀晃错,也涣散了叛军的军心。

安抚了大臣后,景帝又开始安抚皇族。梁王是景帝的同母亲弟,在此次平叛中功劳极大。他坚守城池,不仅保护了京都的安全,也拖垮了吴楚联军的士气,为周亚夫从容地谋兵布阵赢得了时间。但梁王的效忠并非没有条件,天下诸侯本一家,梁王也可以随波逐流。梁王的卖力效忠,其实是景帝给他画了一个饼。某日,景帝邀梁王宴,正酒酣间,史书载曰:

因昆弟燕欢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者:“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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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景帝向梁王承诺,百年之后将把皇位传给梁王,而不是自己儿子,还让太后在旁边作证。梁王岂不感动,岂不卖力?

当然后来景帝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儿子,但收拢人心的目的达到了。

景帝用杀晃错和安抚梁王,团结了群臣和皇族,三军用命,气势而虹。另一方面,叛军内部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士气低落,岂有不败之理。

三:景帝用人,优于叛军

公元前154年,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中军攻打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赵,栾布略齐地,窦婴屯荥阳监视齐赵。

一开始,周亚夫就和景帝商议,用梁王拖住吴楚军,由他带领中军去切断吴楚粮道,亚夫曰:

“楚兵剩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

简洁清晰的建议,抓住了实质和重点。之后周亚夫走蓝田,出武关,到达雒阳,截断叛军粮道,最终使叛军饥饿难忍,不战自溃。

周亚夫战略定力惊人,在梁王三番五次向他发出求助,甚至汉景帝下诏要求他派兵解梁王之围时,周亚夫亦不为所动。致叛军于缺粮的绝境,不得不主动去找周亚夫。但饥饿的叛军战斗力锐减,周亚夫以逸待劳,很快把吴楚军包成了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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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用周亚夫,是取胜关键,他顽强的作风,战略定力和机警周全,使叛军一步步钻进了他设置的陷阱里。司马迀在《史记》中,直言周亚夫在军事上的能力,要超过历史上后名将司马穰曷。司马迁曰:

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

景帝的父亲文帝对周亚夫的用兵也极欣赏,临终时对景帝说:

“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尽管杀晃错有些残忍,让后世多议论。但景帝知人善任,郦寄,栾布,窦婴都极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至于叛军,尤其是吴楚联军,则为他们的愚蠢买了单。

据《史记》载,刘濞至少犯了两个影响全局的战略性错误,一次在刚出兵不久,他拒绝了将军田禄伯的建议,另一次是吴楚联军和梁王相持不下时,他又拒绝了年轻将军恒的建议。从战后看,这两个建议都相当有价值。

首先是田禄伯,据《史记》载,将军刘禄伯对吴王曰:

“兵屯聚而西,天侘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一奇也。”

意思是如果兵都合一块没有其他奇兵,难有效果,希望大王分五万人给我,我沿着武关一带打过去,在那里和您相会。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这事后来大家却知道,刘濞父子怀疑田将军的忠心,所以拒绝了。有意思,你不信任手下,凭什么让手下信任你?再说,即使你不放心手下,也可以让楚王分兵进攻啊。从战后的情况来复盘,周亚夫绝吴楚粮道,走的竟然也是武关路线。可见,如果吴王从其谋,战争的形势或许是另一个样子。

关于吴王濞的第二个战略错误,年轻的恒将军对吴王的建议,《史记》是这样说的:

“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色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己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色,汉中车骑至,弛入梁楚之郊,事败矣。”

大致意思是吴军步兵多,汉军骑兵多,所以吴军不能留在这平坦的地方,这里不利于步兵作战,应跳过攻不下的城池,直取洛阳,占武库粮仓,据黄河天险号令诸侯。

这个计谋使我想起魏延的“午谷奇谋”,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以至后来周亚夫听说后,都非常后怕。但又一次被吴王拒绝,理由是恒将军太年轻,“安知大虑乎”?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不错,恒将军是年轻,吴王濞已经62岁了,留给他折腾的时间不多了。吴王濞的失败就在于他的保守,或者说依老卖老吧,靠经验他也没能斗过年轻的景帝,他的失败一点也不冤。

结语:从有关记载的情况看,叛军的硬件条件也比不上汉军。1,叛军多临时组队的,军人很少磨合,更无作战经验。吴楚两地生活富裕,承平已久,军队战斗力不会太强。但汉军中不乏戍边的与匈奴作战的战士,战争经验,士气,磨合度都高于叛军。2,叛军中老弱不少。吴王在募兵时,以自己(62岁)和小儿子(14岁)年龄为阶限,可见军队中不乏老人和小孩。而汉军中基本都是青壮年。3,汉军骑兵多,战车亦远多于叛军。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就相当于热兵器时代的坦克。可见,汉军的冲击力要强得多。如此,天时,地利,人和和硬件条件都不在叛军那边,叛军的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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