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国与国外交，使节要受国际公法保护，即使两国交战，也不能随意伤害使节。而在古代，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乃至战争时，最先遭殃的可能不是士兵，而是使节。虽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所谓古训，但没有公法约束，双方又都剑拔弩张，斩杀使节以表现决裂和战争的决心往往是常规选择。
蒙古帝国-元皇朝时期，对外战争频繁，而按照成吉思汗所制定的《大扎撒》（《大法典》）规定，交战之前要对敌方的军民进行宣告，收到对方明确不愿臣服的回应后，才可开战。这种宣战的法律虽显得文明，但臣服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耻辱，派去的使节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使节的折损率从而远超作战的士兵。
如果战争持续时间长，且始终未能取得胜利，对方又抵抗意志坚决，帝国的使节们就更为不幸。如元朝征日本之战，是元朝对外战争中最大的失败，两次远征都折戟沉沙。而在战争前后及期间，元朝派往日本的使节次数多、损失大，且有颇多“奇遇”，算是元朝对外战争与交往史中奇特一页。
不得其门而入者
当忽必烈继位为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立年号，改官制，开始新的大元皇朝的建设时，尚不知道世间还有日本这个国家。他登基时的1260年，在给高丽的诏书中还说：“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对他而言，自己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子孙，尚未征服的只有高丽和南宋。
而到至元二年（1265年），高丽人赵彝等对忽必烈进言，说日本国可通，应该派遣使者前去宣谕，将之纳入到元朝的朝贡体系中来。高丽此时已经臣服元朝，之所以提到日本，因为总有大量倭寇袭扰高丽沿海。既然高丽已经成为元朝藩属，自然希望日本也能步其后尘，成为大元藩属，倭寇问题便可解决了。
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命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正副使，携国书出使日本。使团到达高丽济州岛时，高丽向导指出海上风浪险恶，不宜出海。黑、殷二人无功而返。第二年，黑、殷二人再次出使，到达高丽后，高丽国王仍以风浪不测而劝阻他们不要东渡，派出高丽中书舍人潘阜前往日本，代为转递国书。潘阜在日本九州登陆后，被日本太宰府即镰仓幕府设在九州的最高管理衙门扣押。其所携带的国书，被转交给镰仓幕府。
镰仓时代的日本，天皇和幕府将军都是虚君，实权掌握在幕府执权北条家，此时是第七代执权北条政村执政。日本虽然从唐朝起便与中国交往，但始终未进入到朝贡体系中，一向将自家天皇称为“日出处天子”，将中国皇帝视为“日没处天子”。
这次忽必烈自称“皇帝”，称日本国主为“国王”，并且有若不臣服便动兵的威胁，北条执权已然不满。再加上此时日本佛教大兴，而从南宋前来传法的许多高僧都对元朝很有敌意，他们在日本深受尊奉，其思想也影响了日本朝野。
收到国书，幕府君臣感到“此事国家珍事大事也，万人惊叹之外无他”，屡次议论是否回信，结果决定“其书以失礼，不及返翰”。潘阜被扣押了6个月，没拿到任何回复便被遣返了。连续两次都没有任何成果，忽必烈甚为恼怒，在至元五年（1268年）严令黑、殷二人再次出使，强调这一次“期于必达”，不能再“如前稽阻”。
黑、殷二人只得于是年九月亲自率领使团出海，在日本对马岛上岸。他们将国书呈交当地守护——对马岛最高行政官少贰资急，由他转交给日本镰仓幕府。
此时，忽必烈已经定国号为大元，但因为第一次出使时的国号还是大蒙古国，国书也未能更换，国书的抬头仍是“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国书首先讲两国交往应该“尚务讲信修睦”，自己作为“受天明命，奄有区夏”的天朝上国，日本应该“畏威怀德”前来朝贡，之所以这么久“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应该是“王国知之未审”的原因。这次遣使前来，就是为了“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希望日本能够审时度势，如果拒绝，“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北条政村上一次既然已经决定不予回复，这一次自然仍是比照办理，下令“恭送”黑的等一行回国。黑的武将出身，受到如此对待自然不服，于是带着手下护兵对对马岛进行袭击，抓了两个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回国。
虽然抓了两个人，可日本什么回话也没有，黑的仍然无法交差。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再次派高丽使臣将抓获的两个日本人送回，并带去元中书省的牒状。这封牒状不仅送到镰仓幕府，还送给了京都的天皇朝廷。
天皇朝廷感到屡次来书不予回复有失礼仪，认为“通好之议，准唐汉之例”，而且两国“自昔无宿意”，应该有所回复，“可被遣返牒也”。但是，镰仓幕府拒绝了朝廷的建议，仍是不予回复。如此情形，忽必烈终于放弃了黑、殷二人，决定另选干才出使。
被幽禁经年者
至元七年（1270年），时任高丽经略使的赵良弼自告奋勇前去日本宣谕。
赵良弼，字辅之，女真人，本姓术要甲，河北赵州（今赞皇）人，金朝进士出身。忽必烈设立“金莲川幕府”时，他便是重要谋臣之一。其人明敏多智略，深得忽必烈赏识，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中立过大功，此时已经54岁了。忽必烈念他年迈，不想派他去，在赵良弼再三坚请面前才不得不同意。忽必烈打算派三千士兵护送，赵良弼坚辞，只带书状官24人前往。
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赵良弼一行到达日本肥前金津岛（又称绝景岛），被当地守护送往太宰府以西的守护所。在这里，镰仓幕府做了一番很不光彩的行为。可能是为了给远来的大元使臣一个下马威，幕府派兵包围使团驻地，大声喧哗，兵刃交举，甚至焚毁周边民居。这些举动并没能恫吓赵良弼，他一笑置之。
第二天，日军布置士兵占据周边山地，责问赵良弼前来的使命，并随意诘难，要求赵良弼交出国书。日方诡称：“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赵良弼坚持只有见到日本国王才能递交国书，言道：“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可日本人再三威逼，赵良弼为了不把事情闹僵，将国书抄录一个副本交出。
这一份国书仍然比较客气，继续强调“王者无外”的道理，指出日本既然与高丽是近邻，就应该学习高丽与元朝“修好”，十分不解“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希望日本能够“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国书最后部分仍有武力威胁：“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此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政村鉴于自己已经64岁，无力应对元朝的威胁，自动退居幕后，传位给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北条时宗只有18岁，血气方刚，派使臣回访并明确拒绝称臣修好。日本派出26人的使团回访元朝，忽必烈听从姚枢、许衡等人谏言，认为“此辈探听我方虚实，不宜听其入见”，也让日本使臣吃了个闭门羹。
赵良弼被日本扣押了近两年，直到至元十年五月才被放归。在日本期间，他详细记载了日本群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等，回国后献给忽必烈。忽必烈对他在日本不卑不亢的表现十分满意，称赞其“卿可谓不辱君命矣”。当忽必烈向他问起对日用兵意见时，赵良弼答道：“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这番话中肯有理，但忽略了忽必烈此时发动战争已经不是为了土地人口财富，而是为了自己作为天下之主的面子。正如忽必烈所说“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廷之国，先遣使诏谕，来则安抚如故，否则必致征讨”，日本如此“梗化不廷”，哪怕那里只有荒漠，也必须“出师征之”。
被日方诛杀者
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忽必烈下诏东征日本。近4万大军乘坐900艘战船浩荡出征，于冬十月登陆日本，与日本武士在对马岛、一岐岛和九州博多湾连番激战。日本军队虽然装备落后，但悍不畏死，再加之所谓“神风”加持，元军损失惨重，铩羽而归。
第一次东征失败，一是元军统帅指挥不当，二是对天气未能预测。但元军将领为避免惩罚，只对忽必烈奏报说是因为“官军不整，又矢尽”才暂时退却，损失并不严重，而且有“入其国，败之”并且“虏掠四境而还”的胜利。忽必烈被他们所蒙蔽，以为日本已经领教了自己大军的厉害，应该能够称臣了，决定再次派遣使者宣谕。
至元十二年（1275 年）二月，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带着玺书出使日本，同行的还有高丽人郎将徐赞以及捎工30人。与前几次使臣不同，杜世忠等人这一次终于由日本太宰府护送到了镰仓。
能够到达镰仓，算得元朝使臣的一次突破，可这次突破带来的是一场惨剧。若是交兵之前，幕府虽不会对使臣客气，也不会有过激举动。如今双方已经开战，元朝是失败方，却以胜利者的姿态前来宣谕，面对的又是年轻气盛且得胜而骄的北条时宗，其结局可想而知。杜世忠使团八月到达镰仓，一个月后，北条时宗便下令将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鲁丁、徐赞及书状官董畏在镰仓龙口斩首示众。
日本风俗看重死的仪式感，使臣们临刑时留下了绝命诗。杜世忠诗云：“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配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何文著诗云：“四大元无主，五蕴悉皆空。两国生灵苦，今日斩秋风。”徐赞诗云: “朝廷宰相五更寒，寒甲将军夜过关。寺内高僧申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撒都鲁丁可能是色目人不懂汉语，董畏可能是因为不会作诗，没有绝命诗留下。
日方封锁了杀五位使臣的消息，元朝未能马上得知，至元十六年（1279 年）又派周福、栾忠两位使臣前往日本询问消息。二人在九州一登岸，就被斩杀于博多湾。正是这一次杀使，杜世忠等人被杀的消息才传回元朝。
两国交兵而斩来使，一般来说都是为了“立威”，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妥协的决心。镰仓幕府的斩使却对外封锁消息，并无立威的目的，似乎只是为斩而斩。这种羞辱让忽必烈何等恼怒，立即下达了再征日本的决定。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出动两路大军14万人马再次东征。镰仓幕府已不如第一次战争时措手不及，现在做好充足准备。元军统帅是南宋降将范文虎，本就怯懦无能，加之日本严密防守，元军长达两个月都未能在九州登陆。大军又遭遇了日本海的飓风，舰船兵士损失无法计算，范文虎等人扔下士兵逃走，超过10万的士兵在日军围攻下被屠杀。
第二次东征比第一次损失还要惨重，却不能阻止忽必烈再次用兵日本。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募兵造舟，准备三征日本。用兵徭役过重，江南已经出现动乱。诸多大臣上疏言劳民太甚，请求暂缓，第三次征日遂作罢。
半途遇害者
虽没有马上用兵，但忽必烈对日本耿耿于怀，第三次东征难以避免。为了能够让江南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普陀山高僧如智禅师上奏忽必烈：“今复兴师征讨，多害生灵。彼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赉圣旨宣谕，彼必欣心归附。”
忽必烈认同了如智禅师的上书，决定派遣如智出使。至元二十年（1283年）八月，如智与提举官王君治奉命出使日本。二人乘坐的船在海上遇到了飓风，又被吹回出发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再次派遣如智与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王积翁出使日本。
这次出使日本，比先前几次规格高。如智禅师是江南著名高僧自不消说，王积翁的身份也很显贵。其人原是南宋宝章阁学士、福建制置使，南宋灭亡后降元，受封中奉大夫、刑部尚书、福建道宣慰使，后又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受命使日时，忽必烈亲自赐以“锦衣、玉环、鞍髻”。著名文人胡祗遹还专门写出《送宣抚辅之奉使日本三首》以壮行色，说他“精诚天日孤帆健，谈笑风涛万里行”，祝他可以“片言要领来威表,一使胜于十万兵”。
这么重要的一位人物出使，不但结局甚为窝囊，且扑朔迷离：在半路上，王积翁竟然被舟人所杀。关于王积翁的遇害，正史记载很简略，《元史》只是说“舟中有不愿行者,共谋杀积翁”，“遇害于海上”，没有具体细节。著名词人周密所著的《癸辛杂识》，记载了详细过程：王积翁一行到达泉州后，征用了任大公的四条船，并且许给任大公官职。任大公表现得很恭顺，在船上还准备酒饭招待。可待到酒足饭饱，船也行至半路，任大公突然翻脸，与手下尽杀使团成员，王积翁虽然“叩头乞命”，仍被杀害。
虽然有这一记载，但王积翁的遇害仍然迷雾重重。作为元朝使臣，又是官至行省参政的大员，为何会征用民用船只出使？任大公是什么人，为何敢于杀害朝廷大员？而且既然使团成员被“尽杀之，糜有孑遗”，可与王积翁同行的如智禅师却并未遇害，这又是为什么？周密作为南宋移民，对王积翁降元十分不满，其笔下的王积翁猥琐贪生，恐怕是有感情色彩在内，而遇害过程的记载也是孤证难立。
虽然疑点很多，但王积翁、如智这一次的出使仍是失败。此后，忽必烈直到去世也没有再向日本派过使节，元日之间的交往进入沉寂期。
无心插柳者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其孙铁穆耳继位，是为元成宗。元成宗虽主张“恪守成宪”，却不坚持祖父的对外扩张政策，继位伊始便停止了所有对外用兵。有大臣请求再次用兵日本，元成宗认为“今非其时”，没有听从。
日本与安南、爪哇等国不同。虽然元朝征伐这些国家也都失败，但它们最终都接受了称臣修好。日本不但始终没能“外交正常化”，而且作为对元朝两次东征的报复，日本九州一带的武士、浪人集团对高丽以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乃至东南沿海进行有计划的武装劫掠。元成宗虽然不想再动兵，但需要和日本官方建立联系，新的出使计划便又提上议程。
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年），第一次元日战争，两军厮杀。
鉴于祖父忽必烈屡次遣使失败的教训，元成宗决定继续僧侣外交，仍想请如智禅师作为使臣前往日本。此时的如智禅师已经年老体弱，无力跨海东渡，便举荐了另一位江南高僧一山一宁。一山一宁是浙江台州人，俗姓胡，自幼投身于鸿福寺学习佛法，又先后在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寺庙修行，跟从多位高僧大德学习。他不但佛学造诣精深，且通百家、善书画，在江南极有声望。
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赐给一山一宁锦斓袈裟及“妙慈弘济大师”尊号，请他携带国书前往日本宣谕。一山一宁从宁波港出航前往日本。在他之前，日本斩杀元使已成惯例。所幸，因为他的僧人身份，笃信佛教的日方没有如对元朝官员一般痛下杀手。使团在博多湾登陆后，被护送到镰仓。
此时，“抗元英雄”北条时宗已经去世，其子北条贞时成为执权。对元成宗在国书中表达的希望与日本“宜复通问”，实现“敦好息民之事”的说辞，他不以为意，仍坚持乃父的政策，不予回应。至于一山一宁，则将之扣押，流放幽禁在伊豆国修善寺。
一山一宁本是僧人，出使既然失败，便安心履行僧人本分，一如既往地诵经礼佛，丝毫不以境遇为苦。他在中国本就声望很高，其声名早已传到日本。如今这番超然物外的做派，让笃信佛教的日本朝野甚是尊敬。
有人劝谏北条贞时：“传闻宁公元国望士，其受重寄又可知矣，且夫沙门者，福田也。有道之士，无心于万物也。在元国，元之福也。在我邦，我之福也。”于是，北条贞时最终解除了一山一宁的幽禁，将之请回镰仓，待为上宾。
从此，一山一宁便留在日本，先后住持过建长、圆觉、南禅三寺，接受了北条贞时的皈依，进而更让龟山上皇、后宇多天皇登门问禅。其时，日本佛教分为两派，京都皇族、公卿基本皈依天台宗，而镰仓的幕府武士基本皈依禅宗。镰仓是禅宗的中心，但日本文化以京都为尊，镰仓的“武家禅”是落于下风的。随着一山一宁在日本传法，受到皇室推崇，遂使禅宗中心由镰仓移至京都，公卿大臣都开始倾向禅宗，禅宗从而大为兴盛。
一山一宁在日本留居18年，培养了众多弟子，尤以雪村友梅、龙山德见、篙山居中、无著良缘、东林友丘、梦窗疏石、虎关师炼最享盛名。他们在日本禅宗里形成了独立的法系，即日本禅宗一山派。一山一宁精通文学，又擅长书画，对日本还有文学、艺术上的贡献。他的弟子在文学上都很有造诣，在日本五山文学(在禅林中兴起的以京都、镰仓五山禅僧为主体的汉诗文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他将水墨画的鉴赏法教给日本禅僧，从而还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书画大家。
公元1317年，也就是元延佑四年，一山一宁圆寂。后宇多天皇赐其“国师”称号，敕令建塔纪功。一山一宁作为使臣是失败的，却无意间成为鉴真流亚，对日本文化大有贡献，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山一宁出使的失败，也正式宣告了元日之间关系正常化再无可能，两国此后再无官方通使。
这样的局面影响了元朝之后的明朝。1368年，刚称帝的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分往日本、安南、占城、高丽四国宣示正统，四国中只有日本没有理睬。第二年，明朝再次遣使出访日本。此时，日本镰仓幕府已经灭亡，正是南北朝相争的乱世。明朝使臣在九州见到了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怀良亲王以为这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不由分说便将明朝使臣拘禁，还处死了五名随行成员。
虽被杀了使臣，朱元璋仍坚持日本为“不征之国”，继续派使臣前往，终于让日方明白了大陆上已经改朝换代，且不再有征伐之事，这才有了使臣往来。但是，从元朝时开始的倭寇问题仍然困扰明朝，甚至更有了丰臣秀吉的大举入侵。待到明清易代，日本也进入江户幕府时期，两国各自闭关锁国。再要有所交往，要等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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