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被电视剧里的这句话骗了多久?

今天的国与国外交,使节要受国际公法保护,即使两国交战,也不能随意伤害使节。而在古代,国与国之间发生冲突乃至战争时,最先遭殃的可能不是士兵,而是使节。虽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所谓古训,但没有公法约束,双方又都剑拔弩张,斩杀使节以表现决裂和战争的决心往往是常规选择。

蒙古帝国-元皇朝时期,对外战争频繁,而按照成吉思汗所制定的《大扎撒》(《大法典》)规定,交战之前要对敌方的军民进行宣告,收到对方明确不愿臣服的回应后,才可开战。这种宣战的法律虽显得文明,但臣服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耻辱,派去的使节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使节的折损率从而远超作战的士兵。

如果战争持续时间长,且始终未能取得胜利,对方又抵抗意志坚决,帝国的使节们就更为不幸。如元朝征日本之战,是元朝对外战争中最大的失败,两次远征都折戟沉沙。而在战争前后及期间,元朝派往日本的使节次数多、损失大,且有颇多“奇遇”,算是元朝对外战争与交往史中奇特一页。

不得其门而入者

当忽必烈继位为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立年号,改官制,开始新的大元皇朝的建设时,尚不知道世间还有日本这个国家。他登基时的1260年,在给高丽的诏书中还说:“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对他而言,自己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子孙,尚未征服的只有高丽和南宋。

而到至元二年(1265年),高丽人赵彝等对忽必烈进言,说日本国可通,应该派遣使者前去宣谕,将之纳入到元朝的朝贡体系中来。高丽此时已经臣服元朝,之所以提到日本,因为总有大量倭寇袭扰高丽沿海。既然高丽已经成为元朝藩属,自然希望日本也能步其后尘,成为大元藩属,倭寇问题便可解决了。

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忽必烈命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正副使,携国书出使日本。使团到达高丽济州岛时,高丽向导指出海上风浪险恶,不宜出海。黑、殷二人无功而返。第二年,黑、殷二人再次出使,到达高丽后,高丽国王仍以风浪不测而劝阻他们不要东渡,派出高丽中书舍人潘阜前往日本,代为转递国书。潘阜在日本九州登陆后,被日本太宰府即镰仓幕府设在九州的最高管理衙门扣押。其所携带的国书,被转交给镰仓幕府。

镰仓时代的日本,天皇和幕府将军都是虚君,实权掌握在幕府执权北条家,此时是第七代执权北条政村执政。日本虽然从唐朝起便与中国交往,但始终未进入到朝贡体系中,一向将自家天皇称为“日出处天子”,将中国皇帝视为“日没处天子”。

这次忽必烈自称“皇帝”,称日本国主为“国王”,并且有若不臣服便动兵的威胁,北条执权已然不满。再加上此时日本佛教大兴,而从南宋前来传法的许多高僧都对元朝很有敌意,他们在日本深受尊奉,其思想也影响了日本朝野。

收到国书,幕府君臣感到“此事国家珍事大事也,万人惊叹之外无他”,屡次议论是否回信,结果决定“其书以失礼,不及返翰”。潘阜被扣押了6个月,没拿到任何回复便被遣返了。连续两次都没有任何成果,忽必烈甚为恼怒,在至元五年(1268年)严令黑、殷二人再次出使,强调这一次“期于必达”,不能再“如前稽阻”。

黑、殷二人只得于是年九月亲自率领使团出海,在日本对马岛上岸。他们将国书呈交当地守护——对马岛最高行政官少贰资急,由他转交给日本镰仓幕府。

此时,忽必烈已经定国号为大元,但因为第一次出使时的国号还是大蒙古国,国书也未能更换,国书的抬头仍是“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国书首先讲两国交往应该“尚务讲信修睦”,自己作为“受天明命,奄有区夏”的天朝上国,日本应该“畏威怀德”前来朝贡,之所以这么久“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应该是“王国知之未审”的原因。这次遣使前来,就是为了“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希望日本能够审时度势,如果拒绝,“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北条政村上一次既然已经决定不予回复,这一次自然仍是比照办理,下令“恭送”黑的等一行回国。黑的武将出身,受到如此对待自然不服,于是带着手下护兵对对马岛进行袭击,抓了两个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回国。

虽然抓了两个人,可日本什么回话也没有,黑的仍然无法交差。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再次派高丽使臣将抓获的两个日本人送回,并带去元中书省的牒状。这封牒状不仅送到镰仓幕府,还送给了京都的天皇朝廷。

天皇朝廷感到屡次来书不予回复有失礼仪,认为“通好之议,准唐汉之例”,而且两国“自昔无宿意”,应该有所回复,“可被遣返牒也”。但是,镰仓幕府拒绝了朝廷的建议,仍是不予回复。如此情形,忽必烈终于放弃了黑、殷二人,决定另选干才出使。

被幽禁经年者

至元七年(1270年),时任高丽经略使的赵良弼自告奋勇前去日本宣谕。

赵良弼,字辅之,女真人,本姓术要甲,河北赵州(今赞皇)人,金朝进士出身。忽必烈设立“金莲川幕府”时,他便是重要谋臣之一。其人明敏多智略,深得忽必烈赏识,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中立过大功,此时已经54岁了。忽必烈念他年迈,不想派他去,在赵良弼再三坚请面前才不得不同意。忽必烈打算派三千士兵护送,赵良弼坚辞,只带书状官24人前往。

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赵良弼一行到达日本肥前金津岛(又称绝景岛),被当地守护送往太宰府以西的守护所。在这里,镰仓幕府做了一番很不光彩的行为。可能是为了给远来的大元使臣一个下马威,幕府派兵包围使团驻地,大声喧哗,兵刃交举,甚至焚毁周边民居。这些举动并没能恫吓赵良弼,他一笑置之。

第二天,日军布置士兵占据周边山地,责问赵良弼前来的使命,并随意诘难,要求赵良弼交出国书。日方诡称:“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见授,何以示信!”赵良弼坚持只有见到日本国王才能递交国书,言道:“隋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时,遣使皆得见王,王何独不见大朝使臣乎?”可日本人再三威逼,赵良弼为了不把事情闹僵,将国书抄录一个副本交出。

这一份国书仍然比较客气,继续强调“王者无外”的道理,指出日本既然与高丽是近邻,就应该学习高丽与元朝“修好”,十分不解“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希望日本能够“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国书最后部分仍有武力威胁:“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此时,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政村鉴于自己已经64岁,无力应对元朝的威胁,自动退居幕后,传位给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北条时宗只有18岁,血气方刚,派使臣回访并明确拒绝称臣修好。日本派出26人的使团回访元朝,忽必烈听从姚枢、许衡等人谏言,认为“此辈探听我方虚实,不宜听其入见”,也让日本使臣吃了个闭门羹。

赵良弼被日本扣押了近两年,直到至元十年五月才被放归。在日本期间,他详细记载了日本群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等,回国后献给忽必烈。忽必烈对他在日本不卑不亢的表现十分满意,称赞其“卿可谓不辱君命矣”。当忽必烈向他问起对日用兵意见时,赵良弼答道:“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

这番话中肯有理,但忽略了忽必烈此时发动战争已经不是为了土地人口财富,而是为了自己作为天下之主的面子。正如忽必烈所说“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廷之国,先遣使诏谕,来则安抚如故,否则必致征讨”,日本如此“梗化不廷”,哪怕那里只有荒漠,也必须“出师征之”。

被日方诛杀者

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忽必烈下诏东征日本。近4万大军乘坐900艘战船浩荡出征,于冬十月登陆日本,与日本武士在对马岛、一岐岛和九州博多湾连番激战。日本军队虽然装备落后,但悍不畏死,再加之所谓“神风”加持,元军损失惨重,铩羽而归。

第一次东征失败,一是元军统帅指挥不当,二是对天气未能预测。但元军将领为避免惩罚,只对忽必烈奏报说是因为“官军不整,又矢尽”才暂时退却,损失并不严重,而且有“入其国,败之”并且“虏掠四境而还”的胜利。忽必烈被他们所蒙蔽,以为日本已经领教了自己大军的厉害,应该能够称臣了,决定再次派遣使者宣谕。

至元十二年(1275 年)二月,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带着玺书出使日本,同行的还有高丽人郎将徐赞以及捎工30人。与前几次使臣不同,杜世忠等人这一次终于由日本太宰府护送到了镰仓。

能够到达镰仓,算得元朝使臣的一次突破,可这次突破带来的是一场惨剧。若是交兵之前,幕府虽不会对使臣客气,也不会有过激举动。如今双方已经开战,元朝是失败方,却以胜利者的姿态前来宣谕,面对的又是年轻气盛且得胜而骄的北条时宗,其结局可想而知。杜世忠使团八月到达镰仓,一个月后,北条时宗便下令将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鲁丁、徐赞及书状官董畏在镰仓龙口斩首示众。

日本风俗看重死的仪式感,使臣们临刑时留下了绝命诗。杜世忠诗云:“出门妻子赠寒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配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何文著诗云:“四大元无主,五蕴悉皆空。两国生灵苦,今日斩秋风。”徐赞诗云: “朝廷宰相五更寒,寒甲将军夜过关。寺内高僧申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撒都鲁丁可能是色目人不懂汉语,董畏可能是因为不会作诗,没有绝命诗留下。

日方封锁了杀五位使臣的消息,元朝未能马上得知,至元十六年(1279 年)又派周福、栾忠两位使臣前往日本询问消息。二人在九州一登岸,就被斩杀于博多湾。正是这一次杀使,杜世忠等人被杀的消息才传回元朝。

两国交兵而斩来使,一般来说都是为了“立威”,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妥协的决心。镰仓幕府的斩使却对外封锁消息,并无立威的目的,似乎只是为斩而斩。这种羞辱让忽必烈何等恼怒,立即下达了再征日本的决定。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出动两路大军14万人马再次东征。镰仓幕府已不如第一次战争时措手不及,现在做好充足准备。元军统帅是南宋降将范文虎,本就怯懦无能,加之日本严密防守,元军长达两个月都未能在九州登陆。大军又遭遇了日本海的飓风,舰船兵士损失无法计算,范文虎等人扔下士兵逃走,超过10万的士兵在日军围攻下被屠杀。

第二次东征比第一次损失还要惨重,却不能阻止忽必烈再次用兵日本。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募兵造舟,准备三征日本。用兵徭役过重,江南已经出现动乱。诸多大臣上疏言劳民太甚,请求暂缓,第三次征日遂作罢。

半途遇害者

虽没有马上用兵,但忽必烈对日本耿耿于怀,第三次东征难以避免。为了能够让江南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普陀山高僧如智禅师上奏忽必烈:“今复兴师征讨,多害生灵。彼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赉圣旨宣谕,彼必欣心归附。”

忽必烈认同了如智禅师的上书,决定派遣如智出使。至元二十年(1283年)八月,如智与提举官王君治奉命出使日本。二人乘坐的船在海上遇到了飓风,又被吹回出发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再次派遣如智与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王积翁出使日本。

这次出使日本,比先前几次规格高。如智禅师是江南著名高僧自不消说,王积翁的身份也很显贵。其人原是南宋宝章阁学士、福建制置使,南宋灭亡后降元,受封中奉大夫、刑部尚书、福建道宣慰使,后又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受命使日时,忽必烈亲自赐以“锦衣、玉环、鞍髻”。著名文人胡祗遹还专门写出《送宣抚辅之奉使日本三首》以壮行色,说他“精诚天日孤帆健,谈笑风涛万里行”,祝他可以“片言要领来威表,一使胜于十万兵”。

这么重要的一位人物出使,不但结局甚为窝囊,且扑朔迷离:在半路上,王积翁竟然被舟人所杀。关于王积翁的遇害,正史记载很简略,《元史》只是说“舟中有不愿行者,共谋杀积翁”,“遇害于海上”,没有具体细节。著名词人周密所著的《癸辛杂识》,记载了详细过程:王积翁一行到达泉州后,征用了任大公的四条船,并且许给任大公官职。任大公表现得很恭顺,在船上还准备酒饭招待。可待到酒足饭饱,船也行至半路,任大公突然翻脸,与手下尽杀使团成员,王积翁虽然“叩头乞命”,仍被杀害。

虽然有这一记载,但王积翁的遇害仍然迷雾重重。作为元朝使臣,又是官至行省参政的大员,为何会征用民用船只出使?任大公是什么人,为何敢于杀害朝廷大员?而且既然使团成员被“尽杀之,糜有孑遗”,可与王积翁同行的如智禅师却并未遇害,这又是为什么?周密作为南宋移民,对王积翁降元十分不满,其笔下的王积翁猥琐贪生,恐怕是有感情色彩在内,而遇害过程的记载也是孤证难立。

虽然疑点很多,但王积翁、如智这一次的出使仍是失败。此后,忽必烈直到去世也没有再向日本派过使节,元日之间的交往进入沉寂期。

无心插柳者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其孙铁穆耳继位,是为元成宗。元成宗虽主张“恪守成宪”,却不坚持祖父的对外扩张政策,继位伊始便停止了所有对外用兵。有大臣请求再次用兵日本,元成宗认为“今非其时”,没有听从。

日本与安南、爪哇等国不同。虽然元朝征伐这些国家也都失败,但它们最终都接受了称臣修好。日本不但始终没能“外交正常化”,而且作为对元朝两次东征的报复,日本九州一带的武士、浪人集团对高丽以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乃至东南沿海进行有计划的武装劫掠。元成宗虽然不想再动兵,但需要和日本官方建立联系,新的出使计划便又提上议程。

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年),第一次元日战争,两军厮杀。

鉴于祖父忽必烈屡次遣使失败的教训,元成宗决定继续僧侣外交,仍想请如智禅师作为使臣前往日本。此时的如智禅师已经年老体弱,无力跨海东渡,便举荐了另一位江南高僧一山一宁。一山一宁是浙江台州人,俗姓胡,自幼投身于鸿福寺学习佛法,又先后在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寺庙修行,跟从多位高僧大德学习。他不但佛学造诣精深,且通百家、善书画,在江南极有声望。

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赐给一山一宁锦斓袈裟及“妙慈弘济大师”尊号,请他携带国书前往日本宣谕。一山一宁从宁波港出航前往日本。在他之前,日本斩杀元使已成惯例。所幸,因为他的僧人身份,笃信佛教的日方没有如对元朝官员一般痛下杀手。使团在博多湾登陆后,被护送到镰仓。

此时,“抗元英雄”北条时宗已经去世,其子北条贞时成为执权。对元成宗在国书中表达的希望与日本“宜复通问”,实现“敦好息民之事”的说辞,他不以为意,仍坚持乃父的政策,不予回应。至于一山一宁,则将之扣押,流放幽禁在伊豆国修善寺。

一山一宁本是僧人,出使既然失败,便安心履行僧人本分,一如既往地诵经礼佛,丝毫不以境遇为苦。他在中国本就声望很高,其声名早已传到日本。如今这番超然物外的做派,让笃信佛教的日本朝野甚是尊敬。

有人劝谏北条贞时:“传闻宁公元国望士,其受重寄又可知矣,且夫沙门者,福田也。有道之士,无心于万物也。在元国,元之福也。在我邦,我之福也。”于是,北条贞时最终解除了一山一宁的幽禁,将之请回镰仓,待为上宾。

从此,一山一宁便留在日本,先后住持过建长、圆觉、南禅三寺,接受了北条贞时的皈依,进而更让龟山上皇、后宇多天皇登门问禅。其时,日本佛教分为两派,京都皇族、公卿基本皈依天台宗,而镰仓的幕府武士基本皈依禅宗。镰仓是禅宗的中心,但日本文化以京都为尊,镰仓的“武家禅”是落于下风的。随着一山一宁在日本传法,受到皇室推崇,遂使禅宗中心由镰仓移至京都,公卿大臣都开始倾向禅宗,禅宗从而大为兴盛。

一山一宁在日本留居18年,培养了众多弟子,尤以雪村友梅、龙山德见、篙山居中、无著良缘、东林友丘、梦窗疏石、虎关师炼最享盛名。他们在日本禅宗里形成了独立的法系,即日本禅宗一山派。一山一宁精通文学,又擅长书画,对日本还有文学、艺术上的贡献。他的弟子在文学上都很有造诣,在日本五山文学(在禅林中兴起的以京都、镰仓五山禅僧为主体的汉诗文运动)中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他将水墨画的鉴赏法教给日本禅僧,从而还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书画大家。

公元1317年,也就是元延佑四年,一山一宁圆寂。后宇多天皇赐其“国师”称号,敕令建塔纪功。一山一宁作为使臣是失败的,却无意间成为鉴真流亚,对日本文化大有贡献,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山一宁出使的失败,也正式宣告了元日之间关系正常化再无可能,两国此后再无官方通使。

这样的局面影响了元朝之后的明朝。1368年,刚称帝的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分往日本、安南、占城、高丽四国宣示正统,四国中只有日本没有理睬。第二年,明朝再次遣使出访日本。此时,日本镰仓幕府已经灭亡,正是南北朝相争的乱世。明朝使臣在九州见到了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怀良亲王以为这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不由分说便将明朝使臣拘禁,还处死了五名随行成员。

虽被杀了使臣,朱元璋仍坚持日本为“不征之国”,继续派使臣前往,终于让日方明白了大陆上已经改朝换代,且不再有征伐之事,这才有了使臣往来。但是,从元朝时开始的倭寇问题仍然困扰明朝,甚至更有了丰臣秀吉的大举入侵。待到明清易代,日本也进入江户幕府时期,两国各自闭关锁国。再要有所交往,要等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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