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年,清朝正处于康熙盛世的荣光中,万国来朝,天下太平。
七月,烈日炎炎,蒸腾的暑气弥漫在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饶是皇帝,也有些吃不消。
于是,康熙帝决定和往年一样,起驾前往热河避暑。
但这一次,康熙在半路下了一道特殊的旨意。
他要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向最近刚刚来京的意大利人多罗主教,讨要一样名为“绰科拉”的东西。
而这“绰科拉”,正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甜食,巧克力!
为此,赫世亨跑前跑后,还写出了一份将近九百字的说明书,一同呈给了康熙。谁料,康熙在看完之后,竟然问道药效是什么。
赫世亨的“说明书”写了什么?这位帝王又为何“突发奇想”要吃巧克力?
康熙三十二年,大清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生了一场病。
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名为疟疾。
这病在当时算得上难缠,想要完全治好,不留一丝病根,着实让太医院的医生们费了一番苦心。
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外国的传教士献上了一份秘宝:金鸡纳霜。
金鸡纳霜又叫“奎宁”,原产于南美洲的秘鲁,后来被传教士发现,移植回欧洲。
它的树皮中能够提炼出生物碱,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还曾在二战期间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
正是这传教士所带来的灵药,一下子治好了康熙的病,解了燃眉之急。
从那之后,康熙帝便对西洋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恰逢多年后,有一批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带来了巧克力。
当时,中国人讲其看成一种药品,音译为“绰科拉”。
在“绰科拉”诞生之初,它还是一种液体。
最开始,这是墨西哥人的特产。伴随着十六世纪新大陆的发现,欧洲探险家们将这种神奇的东西带回了西班牙,再经由当地人的改造,制成了饮品。
可可豆磨成粉,再加上水,混合糖与香精,就能让原本平平无奇的几颗豆子摇身一变,成为风靡法国的“养生秘方”。
1644年,还有人曾为其撰写论文,说这种饮品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能够维持体力,比肉汤还要珍贵。为了防止过量,每天最多喝两杯。
紧接着,巧克力又被掺入了胡椒粉和葡萄酒,变成了治疗肺痨的良药,传入英国。
看准机会的商人们也蠢蠢欲动,在原本苦涩的饮品中加入了牛奶和糖,制成固体,让它在口感上更受人喜爱。
渐渐地,便成为了现代人所熟悉的巧克力。
1704年的冬天,传教士铎罗漂洋过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见到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康熙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
一场盛宴过后,两者便似乎再无交集,直到第二年的夏天,皇帝在前往热河避暑的路上,才再一次想起了他。
于是,康熙一道圣旨,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就领了命令,去帮皇帝要东西。
实际上,康熙的原话是让赫世亨去找铎罗要一种名为“deriyaga”的西药,这是一个从满文音译过来的词,知道现在人们也没搞明白这是什么。
在圣旨的最后,康熙才叮嘱赫世亨,如果铎罗那里有绰科拉,也可以带一些回来。
面对皇帝的心血来潮,赫世亨不敢有半分怠慢。
他找到了铎罗,知道他那里一共有150块巧克力,便精挑细选出了50块,准备呈送到康熙的手中。
为了能让皇帝满意,他还在包装上下了一番苦功。
赫世亨向铎罗打听到了欧洲上流社会吃巧克力的方法,命人专门打造了一套银器,用来盛放巧克力。
他还用黄杨木制成了搅拌签子,放入特制的柳条匣内,配套送去了皇帝面前。
但他知道,光是这些,还远远不够,赫世亨还贴心地附上了一封“说明书”。
在奏折中,他首先汇报了工作。
赫世亨说,这些关于巧克力的功效,全都是他从鲍忠义那问来的。
“鲍忠义”三个字也是音译,他实际上是一位西洋来的医师。
鲍忠义告诉赫世亨,巧克力产自美洲和菲律宾,要在可可豆的基础上辅以八种原料配制而成。为了能让皇帝满意,赫世亨甚至将这八种东西一一列举了出来,还特别标注出了三种:肉桂、秦艽、砂糖。
他说,这三样东西能够在中国找到,但剩下的五种,却都是舶来品,本国没有出产。
弄清楚的原材料,接下来就是如何制作巧克力。
赫世亨老老实实地告诉康熙,这八样东西的配比和剂量,他一概不知,还没能搞到方子。
但他很快话锋一转,表示自己弄明白了一些制作的工艺。
赫世亨说,想要饮用这绰科拉,需要将其放入铜制或者银制的罐子中煮开,再加入砂糖,变成糖水,然后用黄杨木捻子搅匀之后,方能饮用。
为了验证这种说法正确与否,他还特意多跑一趟,找到了葡萄牙的传教士徐日升,并在他那里得到了同样的答案,这才敢呈送给康熙皇帝。
至于这绰科拉的口感,赫世亨便用鲍忠义教给他的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性温而味甘苦。
万事俱备,赫世亨自认做事周到,便信心满满地等待着皇帝的夸奖。
谁料,康熙看着这篇心意满满的“小作文”,反应却十分冷淡。
他指责赫世亨:
前面写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但就是没说这绰科拉能治什么病,有什么效益,所以这活干得不行,要返工重来。
——原来,在康熙眼里,绰科拉可不是什么饮料,而是实打实的药物。
既是药物,那赫世亨半句不提疗效,当然是主次不分,办事不力。
这一封回信,把赫世亨吓得半死,他赶忙按照皇帝的旨意,再次打听起来。
二、自有妙方:康熙不屑绰科拉
没过多久,康熙就又一次收到了赫世亨的折子。
但这次,折子上的第一句话,就让皇帝皱起了眉头——“绰科拉非药。”
为了让康熙满意,赫世亨又跑了不少地方,向大大小小的传教士打听了绰科拉的情况,最后才得出了这份详尽的报告。
但报告上的内容,却依然不能叫康熙满意。
赫世亨告诉康熙,绰科拉不是药,而是一种茶。
他说,在国外,这种东西一天之内可以喝一杯或者两杯,对身体有益处。不管是老年人,还是脾胃虚寒的人,又或者是拉肚子,体内有寒气的人,都可以饮用。不仅如此,绰科拉还能帮助消化,缓解积食。
但是,绰科拉也有着饮用的禁忌。
有痨病的,痔疮流血的,气喘的,都不能随便饮用,否则将加重病情,不利于康复。
这是赫世亨能打探到的所有情报,他内心打着鼓,颤颤巍巍地将折子递了上去,不知康熙会作何反应。
然而,康熙却更冷淡了,他只回了短短三个字:知道了。
没有人知道赫世亨送过去的那50块巧克力康熙到底有没有吃,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康熙不屑于这样东西,应该也不太喜欢。
因为在往后的记录中,康熙都没有下圣旨,要求再进贡巧克力。
巧克力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直到近代,它才随着张德彝的第一次出门远行,再次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彼时,张德彝刚刚从同文馆毕业,担任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
同治五年,年仅十九岁的他被清政府选派,前往欧洲各国游历。在这里,他再一次见到了当年被康熙帝所“抛弃”的绰科拉,并将其翻译为“炒扣来”。
张德彝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欧洲人的早餐,其中就有着“炒扣来一大壶”。
即便是这样普通的生活日常,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也处处充满了新奇与惊叹。
然而,彼时的清朝已逐渐走向衰落,康熙盛世的荣光早已褪色多年。
同一样东西,时隔多年后的再次相见,后人透过史书上交汇的点滴,遥想间隔的悠悠岁月,不由感慨万千。
但彼时的康熙不会料想到多年后的一切,他是盛世的君王,自然有着值得骄傲的资本。
在康熙看来,这西洋的绰科拉,不过是一种能够养身体的茶,而泱泱华夏大地,最不缺的大约就是形形色色的养生茶。
搞了半天,原来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药,而是我们喝不惯的茶。
这样一想,康熙便兴致缺缺。要知道,他是一位最不爱服养生药的皇帝,满族的传统是调理饮食,不饮药食。
他还曾经颇为狂妄地说过,喜欢吃补药的人,就像那些爱听奉承话的君王一样,天下哪里有只爱听奉承,但依旧能够受益的人呢?
因此,他斩钉截铁地告诉众人:“朕从不服药。”
如此一来,康熙对巧克力的不屑,便有迹可循。
康熙不仅自己不爱吃补药,还曾经反将一军,帮赫世亨治过病。
平日里,赫世亨的工作是帮康熙管理和刊刻图书,在他任职期间,曾刻印了一大批钦定图书,比如大名鼎鼎的《十三经注疏》与《二十四史》。这些书后来被称为武英殿本,影响极大。
但突然有一天,赫世亨病倒了,工作无法进行,康熙对此十分关心。
面对顶头上司的关心,赫世亨感动万分,告诉来问候的人,他先是早晨发冷,从中午开始就心里发烧,燥热难耐,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下。
康熙着人来问他的时候,他刚刚喝完一碗粥,却仍是全身疼痛发虚,不能行走。
然而,和康熙相比,赫世亨平日里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养生达人”,无怪乎他当年会洋洋洒洒几百字,向康熙介绍巧克力。
康熙实在看不下去,亲自介入了赫世亨的病情。他要赫世亨放弃平日里的那些滋补之术,改为食疗。
他命人送去了狍子肉和黄雉,让赫世亨暂停用药,也不要再只喝清淡的菜粥,转用食补,补充气血与元气。
这是皇帝赐的东西,赫世亨不得不吃,但没想到一顿下去,身体竟然真的好了许多!
康熙得意极了,批折子上写道,原以为赫世亨病不能治,今闻大愈,甚喜。
于是,他又趁热打铁,给赫世亨多送了十尾螂鱼,又过了一个礼拜,赫世亨完全康复了。
他在给康熙的感谢信中说道,全赖有皇帝帮自己调理脾胃,令他食欲渐增,现在已经能下地行走,正常吃喝了。
不论赫世亨是否夸大了说辞,以此来讨好康熙,但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对于调理身体,有着他自己的看法。
而这,似乎又是清朝几代盛世君主一脉相承的习惯。
康、雍、乾三位皇帝都因为自己对医学有见地,因而常常和太医院吵架。
在他们留给太医的朱批中,常常能看见“某某日之前就应治”这种责备。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批评太医是庸医,也会阴阳怪气,说着“到底治死了”这样的嘲讽。
这究竟是一种有底气的自信,还是一种无根的自负,一时之间,的确难以衡量。
但这也恰恰再次说明了,康熙为何看不上巧克力。
可尽管如此,康熙还是重重回报了带来前巧克力的铎罗。
他赏赐给了他远超价值的宫廷食物,为了表达感激,铎罗还特意给皇帝回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颇为幽默的说,之前收到康熙的赏赐,自己已然胃口大开,这番又受到了恩惠,他瘦弱的身躯一定会强壮发胖。
与不少人所想象的不同,优待传教士,一直是康熙的习惯。
他并非刚愎自用的东方君王,而是一位对西方种种都充满好奇的皇帝科学家。
从他与传教士的交往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
三、中西之间:康熙与传教士
康熙当政时,紫禁城的许多角落中都有着西方传教士的身影。
他们有的在钦天监编撰历法,制造天文仪器,有的在宫内修制钟表和其它机械,还有的则成为了皇子们的老师,教授他们画画与音乐。
就连专门的翻译人员也在那时出现,架起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
铎罗进献巧克力一年后,康熙接受了传教士张诚的建议,开始调用传教士,绘制大清全国的地图。
十年后,这份《皇舆全览图》最终成型,一共有十多名传教士参与了这次行动。
他们利用西方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与梯形投影法,在全国勘定了六百余个经纬点,测绘范围超过了一千万平方公里。
即便放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也堪称壮举。
后来,传教士马国贤将其带往欧洲,令这份地图成为了当时欧洲出版中国地图的最好参照本。
除此之外,康熙个人对数学与几何学也充满了兴趣。
他不仅读过《几何原本》,还曾经跟着张诚等人学习天文现象。
这些传教士每天都要前往宫中,给康熙讲上两三个小时的功课,风雨无阻,可见康熙学习的极大热情。
为了能够让传教士们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康熙甚至还为他们设置了化学实验室。
实验室内,配备有全套的白银实验用具,让他们试验西药。除了金鸡纳霜以外,康熙的心脏病与上唇肿病也全都是由这些传教士治好的。
就连音乐与绘画,康熙也有所涉猎。徐日升是当时有名的宫廷传教士,他同时兼任乐师,曾被康熙誉为隐约奇才,康熙还曾支持他编写了一卷与外国音乐有关的书,一起放入了《律吕正义》之中。
更不必说,康熙支持南怀仁参与勘测京郊万泉庄的引水灌溉工作、听从传教的建议推广种植牛痘、在北京设立若干气象站等种种远超时代的行为。
诸此种种,都能说明康熙与传教士之间,有着深厚的连接,而他对于西方的文化,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心。
由此可知,康熙会成为第一个吃到巧克力的中国皇帝,绝非偶然。
倒不如说,那小小的巧克力,恰恰是大时代的最好缩影——那康熙的时代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才能叫顺理成章。
但与此同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康熙对传教士的扶持,大多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与政治目的,而非为了真正的推广科学。
这些过硬的技术,大多被用于为宫廷服务,抑或巩固统治,而没能进入大众的视野里。
或许,康熙对于巧克力的态度,也正好印证了这一切。
有心了解,却依然姿态颇高,不屑一顾。天朝上国的荣光,始终笼罩在这个皇帝的身上,而成也是它,败也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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