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军对建州努尔哈赤发动征讨。却不想从全国征调的8.8万明军在萨尔浒周围，遭到建州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队的毁灭性打击，四路出师三路丧师。面对这场万历朝最大的军事灾难，举朝震惊，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御敌方略。那么明帝国还有机会扑灭早期后金吗？
▲局势地图
当笔者几百年后再次翻阅这些尘封的档案时，发现当时徐光启的建议极具前瞻性。大多数文官对于辽东战场的第一反应就是调兵，增援辽东。比如在后金起兵之后辽东自身的军队损失惨重，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损失了一万五千多人，这其中大部分是辽东镇最具战斗力的精锐战兵。辽东战区的攻守之势在刚一开战就发生了逆转，如果努尔哈赤此时胆子再大一些，明朝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更惨。
面对着这个紧迫局面，明朝蓟辽总督汪可受在四月下旬，就将自己手里掌握的机动力量全力援辽。这期间出动的兵力有蓟镇兵五千、保定镇家丁五百、天津镇南兵一千，合计六千五百人。这批援军接到的任务是快速布防山海关。可见当时蓟辽总督实际上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辽东局势完全崩溃，至少这六千五百战兵还能卡在山海关确保局势不会进一步糜烂。
▲后金军队
与此同时明廷兵部计划“调募主客兵仅七万”、“欲再调宣大三千，山西二千，延绥三千，宁固二千，真定二千五百”。在万历四十六年十月也就是萨尔浒开战前的五个月，兵部将调兵范围从九边扩散到了全国，从浙江挑选4000人。在萨尔浒之战开始之时，还有来自川陕的三万军队没就位。
这样的调兵方法有利有弊，好处是可以很迅速地集结起一支数量可观的部队，缓解抚顺之战后战争失利的影响，一步步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在萨尔浒之前，明军已经逐步开始掌握战争主动权。如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初李如柏率领援辽的杜松部，马林部一万余人与在从抚顺入口的四五千后金军野战，以阵亡十人伤三十二人的代价斩首七十六级。
但是这样东拼西凑的部队，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各地明军的战法不同，一般来说陕西三边的秦兵以骑兵为主，同时也喜欢使用战车，来自南方的南兵以步兵为主擅长使用火器。而辽东兵却是明军中出了名的不善于使用火器，非但不善于使用火器还不肯学习使用火器。要把这些风格各异的部队带到同一个战场作战，对于指挥官来说难度无疑非常大。
更要命的是，这些从各地来的援军，自身素质也是参差不齐，质量好坏完全看当地官员的个人品质。在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天启初年延绥出兵两千九百五十三名援辽，这其中实到两千七百六十名，而这两千七百六十名经过点验能达到标准的只有一千四百三十七名，合格率只有48%。
在萨尔浒之战中，杜松在仰攻山寨之时配属给自己的辽东刘遇节的白甲军，就率先逃跑引发战场连锁反应，“以致西兵生乱，立脚不稳，登时尽溃”。杜松一路失败原因很多，但是在战斗关键时刻，配属的辽东军队率先崩溃绝对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在战后阎鸣泰不无沮丧地写道：“看得九边劲兵，无过西陲。昨者抚顺一路（即杜松一路），皆延宁甘固选拔而来，所称敢战之士也，特以主帅欺敌，不战而溃，过在将军不在兵耳。……近日回阵残兵颇多，职多方招集，已得数千安顿，此辈犹胜辽人数倍，盖辽人溜阵成习，徒骗安家月饷，临事不但不得其用，别人反受其累，如刘遇节之白甲先溜，西兵随之而窜，此万口所同然者，将奈之何？”
局部的问题牵累全局的失利，这就是拼凑部队的代价。在后来的浑河之战中，川军与浙军战前摩擦，导致在战斗中被后金军逐一击破，这同样是明军各部队缺乏磨合，协调不力的苦果。
▲徐光启
而徐光启却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徐光启认为征调到辽东的十余万主客兵“各有所长，各有所蔽。其长者，或宜于昔，不宜于今”。徐光启的意思很明显，就算这十余万军队都是精锐，但这些精锐未必就一定很适合在辽东对付后金。为此徐光启提出“必求齐众若一，分合如意，守莫能攻，战莫能敌，计非选练不可”。这里的中心思想就是明军需要重新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训练。这个思路与十多年后孙传庭、洪承畴的合营训练的思路不谋而合。
在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塞之战中，十二月十二日卢象升战死贾庄，孙传庭被崇祯任命为总督天下勤王兵马。在崇祯十二年清军出塞之战中，孙传庭顶着朝廷的压力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对各路援军进行合营训练，最终在太平寨之战中战胜清军。
▲孙传庭
后来在洪承畴督师辽东的时候同样使用这个方法，对各路明军进行合营操练，并任命吴三桂为团练总兵训练部队。经过这一番训练之后的明军在战场上爆发出超出以往的战力，甚至在野战之中也有多次击败清军的战果。可见合营训练确实是一个力量倍增器。
而徐光启在萨尔浒之后就有了这个思路，确实高出同辈人一大截。与之相对的，徐光启还反对盲目决战的战略，认为“边腹兵马，皆非奴敌”。在没有充分训练整军之前，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性。
徐光启针对明军的野战短板提出了自己的新战略，那就是堡垒战术。徐光启认为当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婴城固守”，也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徐光启认为“大修守御之备，而坚壁清野，使贼退无所掠，进必被歼，即守在辽东賊必不敢蓦越数城，长驱深入”。一句话就是坚壁清野，让你啃不下我。而与此同时明军就能利用这段时间，在关内好好的训练精兵，“内地尽法选练。成师之后，便堪大战，渐次恢复，各城因而相机进剿，亦不为难”。
同时徐光启针对辽镇不善于守城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应该抽调南兵，南将用于守城，“盖边兵不善守城，辽东为甚至，近日辽阳修守，全赖川兵，此一验也”。同时徐光启认为除了消极防守之外还可以从九边抽调精锐骑兵，“若其敌小势轻，可战亦战；气竭惰归，可袭亦袭。不拘一法，相机进止”。总的来说徐光启的战术就是如果后金军队主力来战，明军就凭坚城用大炮用堡垒战术消耗敌军，如果后金军队只是小规模侵犯，明军就集中精锐骑兵以多打少。
这个战略在萨尔浒之后的形势下是很符合明军的情况。明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与后金进行重兵集团会战的条件，但是明军中依旧有数量不少的家丁精骑，在中小规模的战斗中丝毫不落下风。比如在后金攻击铁岭的时候，“七月二十五日辰时，奴酋攻陷铁岭，总兵如桢、贺世贤等闻报驰援，比至，铁岭已失。乘奴惰归，斩获虏首一百七十六级”。可见贺世贤的军队依旧能在这种小规模战斗中取得胜利。
徐光启对于明军的现状同样特别清楚，一针见血地指出辽兵不善守城，必须调南兵来代替。后面的辽沈之战果真和徐光启的预料一模一样。辽东经略袁应泰草率出战，导致辽沈陷落，辽东军事灾难进一步加剧。到了广宁失陷之后，明军退居辽西，孙承宗这时才开始实行凭坚城用大炮的堡垒战术来与后金相持，但这时的整体态势已经极为恶劣了。虽是如此，明军依旧凭借这个战略在关外相持了二十多年。
但与徐光启不同，孙承宗虽然也在使用堡垒战术的同时训练新军，但这个时候的条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经过萨尔浒、辽沈、广宁三次大惨败之后的辽东明军素质惊人的差。根据《督师纪略》记载“是时能火器者不过数十人”，“关上骑卒精悍者不过数百人”。孙承宗基本上是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重新建立新的辽兵，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随着乙巳之变和大凌河两场战役的损失，这支新建的军队也元气大伤。虽是如此到了松锦决战之时，在盘点各镇军队是辽兵依旧是最精锐的存在。“大段马兵团练镇第一，山海镇次之，大同镇山永分练镇又次之，宣镇怀标则瘦疲不堪矣”，“步火诸营亦辽镇第一，山海次之，各镇又次之，大同宣怀則凋惨殆甚矣”。可以想见，如果在萨尔浒之后明廷就果断采用徐光启的战略，今后的战局肯定是另一番光景。
徐光启在战略布局上同样很高明。他认为要想消灭后金，光靠明朝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快速解决的。为此徐光启大胆提出监护朝鲜的建议，就是派出大臣监护朝鲜，将朝鲜全面绑在明朝的战车上，为围堵后金使出全力。这个建议虽然大胆，但同样很有前瞻性。后来皇太极最先破局就是在朝鲜方向，而在明军决定国运的松锦之战中，被清军征服的朝鲜，为清军出兵出粮，出动数千炮手帮助清军对抗明军，还在关键时候给了清朝粮食支援。若无朝鲜的输血，清朝的局势将进一步恶化。
可以说，徐光启监护朝鲜之论是极具战略眼光的一招好棋，如果能实现，无疑能加大明朝方面的优势，恶化后金的战略态势。可惜徐光启提出的这几项建议都石沉大海，没得到积极的回应。虽然徐光启的建议未得到实践，但当笔者在几百年后再次翻阅徐光启的文献时依旧对其远见卓识而深感佩服。落笔到最后不经思考，如果徐光启的方案走向实践，那明末的历史会不会又是另一番模样呢？
当然，对于已经千疮百孔、面对小冰河期和通货紧缩危机的明帝国来说，有财力去实行徐光启的计划吗？而就像有网友说的，自戚继光离职、浙兵遭遇屠戮之后的东北亚，努尔哈赤可能是唯一一个认真研究军阵战斗队形型，关注部队训练的军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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