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统治宽仁与否，只有一个标准：百姓是否受益。
而历史的复杂性恰在于此，从实效上看，元朝的宽政确实让百姓受益，但同时又有受害匪浅的另一面。元之统治，当得起宽仁两字，但这种宽仁又藏有颇深的瑕疵。
元的一个开创性贡献，就是将唐、五代、两宋长达六百年的重税革除，从一张白纸上重新开始。将过去每亩大致收2斗的税率（正税与附加税）剧减到一亩只收3升左右，以致元末有些田税收到4升时，方国珍还叫苦不迭，拿来为自己造反当理由。
宋濂主持编修的《元史》在论及赋税问题时，也明确肯定：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元史》卷93《食货一》）
从江苏、浙江、江西、两湖、广西等各省方志所保存的历代田赋的征额，能清楚看出元代田税，确实在每亩只收三升左右，远低于宋，远轻于明；甚至，元廷有时连这点税收也减免，比如元世祖一次免去江南三分之二的税粮。
明人吴履震将元时的家乡称为乐土：“胜国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松江）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五茸志逸随笔》卷7）
明末《万历野获》的作者沈德符也提到“前元取民最轻”。所以明太祖将元代与汉初文景之治相并论：
“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明太祖宝训》
可见，朱元璋既承认元之“宽”，也肯定元之“仁”。
元代之所以得到明、清较高的评价，还有另外三点：
首先是忽必烈灭宋的过程，忽必烈特别交待统军征宋的右丞相伯颜：“朕闻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汝其体朕心，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所以元灭南宋，是历代统一战争中最和平的一次，杀戮程度甚至低于北宋平江南，只有常州等个别地方有屠城，绝大多数州郡波澜不惊。
其二，元代吏治宽松，对地方大胆放权，干涉与限制少，特别是文学创作、风俗习惯、工商业领域，宽松到了自由放任的地步。
而且值得称道的是，刑法宽宥，有学者用“最为明易得当”的唐律与《元典章》相比较，发现元代刑法大部分比唐要轻。除了极个别孤例，元代强调“父子罪不相及”，几乎没用过“族刑”，不像宋太祖，明太祖，动辄族人。
并且有可贵的慎刑思想，忽必烈多次强调：“ 人命至重，今后非详视，勿辄杀人”。
至元12年下诏“统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元史》卷4、卷14、卷165）
所以明末清初的博学家叶子奇除了盛赞元代“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惠民有局、养济有院”之外，特别称道元朝人道，重犯在狱中也发粮食，哪怕“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社会上，很少见到官府处决犯。
有学者从《元史刑法记》载入的135条死罪判决中，只发现6人适用斩刑。
即使如此，元代社会风俗仍大体维持淳厚，治安良好，人们在外“行旅万里，宿泊如家”，正与杜甫忆开元盛世“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相仿佛，可谓难得。
其三，是意识形态的包容开放、宗教信仰的自由
元代无文字之祸，世界各地的主流宗教文化皆在元代并行发展，香火繁盛。习俗多元，百花齐放，各地的科学技术、艺术、历法、医学、建筑一律来者不拒，与明初的黑暗、封闭、禁锢相比，确实堪称开明。
元代的轻税轻刑，在继承唐宋开明仁厚的基础上，进一步革除前弊，为后来的明、清开了个极好的头，只可惜，明太祖自恃得天以正，手段苛虐，高压恐怖，并以种种理由在江南、江西、湖广实行重税政策，使元代的开明大大倒退。
当然，元代的宽仁未必对底层百姓就都是好事。
宽仁带来了安宁和发展，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疏忽与懒政，过分纵容江南豪绅地主，所以“富者日以兼并，贫者日以贫穷”。
于是，岁收租米达百万石的超级地主出现了，而大部分民众却没有土地；于是，无数飞扬扈 横行乡里的土皇帝出现了。
在松江，“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连州县官吏也畏惧三分
元在中原、江南的宽仁为治，相比成吉思汗、窝阔台时代的灭绝性杀戮，不啻为奇迹性的进步。但同时，忽必烈只看到汉化、宽仁的好处，而未详究背后隐藏的害处，片面宽仁，终是经验欠缺，相沿成袭，造成元代短祚而亡。
那首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恰恰出现在元末的江浙，这绝不是偶然的。
元亡，代表着唐世以来中国多元、包容、理性的政治文明的彻底结束，代之以一个黑暗、暴戾、禁锢、血腥的极端专制明清时代，这也是中国历史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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