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迷案:两广总督在广东巡抚衙门自尽身亡,嘉庆:死不足惜

嘉庆七年(1802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内阁大学士兼两广总督吉庆死在了广东巡抚衙门,死因是自尽。

封疆大吏死在巡抚公堂之上,此案非同小可,但更为人深思的是其中折射出的嘉庆年间的官场现实。

这天一早,吉庆便接到广东巡抚珊图礼通知,说巡抚衙门接到了嘉庆皇帝的圣旨,让吉庆前来接旨。

吉庆一进衙门,便发现气氛有点异常,只见珊图礼端坐在大堂之上,不行礼也不寒暄,拉长着一张脸。

清朝迷案:两广总督在广东巡抚衙门自尽身亡,嘉庆:死不足惜

看到吉庆站定,珊图礼拿出上谕,大声宣读起来。

这份上谕对吉庆非常不利,内容是嘉庆下令免去吉庆的总督职务,由钦差大臣会同珊图礼查办。

总督免职接受巡抚查办是很罕见的事,说明吉庆已完全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读完圣旨,珊图礼趾高气扬地命令道:来人呐!摘去吉庆的顶戴,脱去官服,给他换上囚服!

吉庆的仆人们被赶到衙门外,吉庆没有反抗,任由差役们更衣换装。

仆人们正在门口六神无主,没一会功夫,差役跑出来大喊:你们家大人自尽了!

他们赶紧跑进去一看,只见吉庆直挺挺躺在地上,满脸通红,已经气绝身亡。

总督在巡抚衙门自尽是大清开国以来头一遭,吉庆到底是怎么死的,堂堂一品大员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要从吉庆是何许人也说起。

吉庆,爱新觉罗氏,正白旗人,这在清朝意味着皇亲国戚的待遇。吉庆家族世袭骑都尉,吉庆的仕途也非常顺利,他在北京历任御史、副都统、兵部侍郎,完成资历积累后,随后就出任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在嘉庆元年升任两江总督,期间因为镇压地方骚乱有功,又加太子太保,兼协办大学士,真正算是位极人臣。

当时的官场对吉庆好评不断,评价最高的是他不贪污不受贿。吉庆主政的浙江、广东都是富庶的省份,吉庆只要对自己要求低一点,立马就能捞得盆满钵翻,但从没传出过吉庆贪墨的风声。据说他出任两广总督后,立即把衙门后院所有房间都上锁封闭,只在院子里搭了三间简易房居住,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张长几、几把椅子、几本闲书而已。他会客、饮食、起居都在这几间简易房里。

吉庆为人忠厚,颇有长者风范。

嘉庆四年和珅倒台是件大事。嘉庆皇帝公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下发全国的总督和巡抚,让大家讨论如何处置和珅。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实际上是逼着大家表态站队,谁的回答不符合皇帝心意,就有被穿小鞋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大骂和珅罪不可恕、死不足惜是大部分督抚的做法。所有总督中,吉庆是唯一一个没有落井下石的,他虽然也骂了和珅,但骂得最轻,对于如何处置和珅,吉庆只是强调依法办理,不像别人那么激烈。

吉庆敷衍了事,嘉庆也知道吉庆是个忠厚长者,没有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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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吉庆是个严于律己,心态平和的官员,那么本案另一个主角,广东巡抚珊图礼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珊图礼,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嘉庆五年出任广东巡抚,此时距他中进士只有13年,珊图礼的升迁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但是珊图礼性格比较火爆,就连下属不小心触犯他的名讳,都会被他痛骂。他一到广东担任巡抚,就与两广总督吉庆发生了摩擦。

冲突的核心只有两个字:争权。

珊图礼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他认准的主意,一定要强硬推行。

吉庆级别高于珊图礼,他本可以用级别打压珊图礼,但他不愿爆发冲突,多次宽容不计。

可是吉庆的退让并没有换来珊图礼的感激,他反而得寸进尺,时间久了,吉庆也不得不进行一些反击,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闹得满城风雨,广州城里督抚不和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

这种事并不是广东独有,清朝沿用明朝的总督和巡抚制度,在一省巡抚之上设置了管理一到三个省不等的总督,来镇守地方、拱卫中央。但是总督和巡抚的管辖范围大部分是重叠的,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

如果总督和巡抚不驻扎在同一座城里,矛盾还不突出,但凡督抚同城的地方,总督和巡抚的矛盾就没有间断过。比如后来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潮州知府出缺,他给广东布政使游百川打招呼,让他提名自己心仪的人选,但是游百川最后提名了广东巡抚推荐的人,这件事惹得张之洞勃然大怒。

因为制度的缺陷,督抚不和是清朝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的实际运转,又和官员的个性关系很大。珊图礼性格暴躁,做法强硬;吉庆个性平和,不愿意和珊图礼起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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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制度性的难题不是退让能解决的,最后,吉庆和珊图礼因为关税盈余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广东是当时清朝最大的对外贸易合法口岸,按照清朝的关税管理,只需要上缴给朝廷固定的关税,剩下的盈余地方留存。广东关税较多,盈余也比较大,这笔钱怎么用,广东官员都很关心。

珊图礼是广东巡抚,他有自己想用钱的地方。吉庆是两广总督,也有想要用钱的地方,两个人的眼睛都盯上了关税盈余。按照《清史稿》的记载,吉庆想把盈余归公,平摊到地方,珊图礼想投到自己扶持的重点项目上。在这个问题上,吉庆没有再妥协退让,而是利用自己官大一级的优势,强硬地把关税盈余归公。

珊图礼很生气,他官职低于吉庆,但他也有自己的办法,于是他发起了对吉庆的弹劾。

吉庆是个清廉的官员不假,可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居官廉而察吏疏”,也就是说吉庆这个人过于宽厚,对下属官吏疏于管理,造成了不少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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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清史稿》里明确记载了两件事。

一是广东博罗县重犯越狱,州县官员掩盖问题,按察使和知府徇私舞弊,大家都摁住不报。

二是广东省官员向各县摊派征收罚银,这笔钱作为对地方官员犯错的惩罚,本该官员自掏腰包,现在反而成了人民的负担。

作为两广总督,吉庆负有领导责任,嘉庆知道后很生气,他专门下诏斥责吉庆,要他对广东的问题负责。

珊图礼觉得有机可乘,他揣摩上意,秘密弹劾吉庆处理政务疲软不力,就在这个时候,广东地方局势又帮了珊图礼的忙。

嘉庆七年八月,博罗县天地会起义,消息传到北京,嘉庆大为震惊,严厉申斥地方官员。吉庆亲自率兵围剿,可他从未经历过军阵,唯恐兵力不够,便奏请调2000江西驻防八旗前来会剿。

珊图礼一看机会来了,再次上疏弹劾,指责吉庆昏聩疲软,明明广州就有驻防八旗,这次闹事的动静又不大,为什么还要调江西兵。

其实吉庆这一仗很轻松就打赢了,天地会准备不足,人手也不多,不出半月已被剿灭。但吉庆是个比较质朴的大臣,他对属下的报告缺少分析,起义发生后,下级为推卸责任,将事情描述得比较严重,吉庆信以为真,即行奏报。手下将领又建议他调江西兵,也一并上奏。

结果兵还没到,已经大获全胜,这就导致前后奏章报告的情况不一致。次数多了,再加珊图礼的煽风点火,嘉庆被彻底惹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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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先是下诏斥责吉庆张皇失措、草率糊涂,革去他的协办大学士职务;几天后又指责吉庆对地方起义事先失察,事后无能,解除吉庆的两广总督职务,命珊图礼和钦差大学士那彦成会同审讯吉庆,还命令珊图礼署理两广总督。

吉庆很了解珊图礼,知道自己落到珊图礼手中,绝对没有好结果。他在得知将被解职后就给嘉庆上了一道奏折,其中说道:患病月余,恐珊图礼作践,唯愿病不能痊。

当年十一月十九日,吉庆回到广州,钦差大臣那彦成尚未抵达。珊图礼即迫不及待传吉庆到巡抚衙门,要单独审讯,二十日当天,吉庆来到后不久即离奇暴毙。

吉庆虽然被解职,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罪,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处罚,都还没有定论。现在,珊图礼必须要为吉庆死在自己衙门提供一个解释。

吉庆自杀当天,珊图礼就慌慌张张上了一道奏折,里面说:总督吉庆二十日来到巡抚衙门。我看到他形容憔悴,精神委顿,询问得知他患病未愈,就嘱咐他赶紧医治,希望能早日痊愈。后来,我听说吉庆回到总督衙门后,突然得了急症,连话都说不了了,当天就死在了总督衙门。我闻讯立即赶到总督衙门查看,把总督等相关关防和一切文卷都接收过来,暂时署理总督职务。

珊图礼情急之下上了这份奏折,企图瞒天过海,但吉庆死在巡抚衙门是人尽皆知的事,珊图礼想瞒是瞒不住的。于是十几天后,珊图礼又上了第二道奏折,对自己的说法做了重大修改。

第二道奏折说:总督吉庆于十一月十九日回到广州,我前往迎接,看到他精神委顿,形容憔悴,询问得知他病体未愈,就嘱咐他赶紧医治,希望能早日痊愈。二十日,吉庆到巡抚衙门回拜,我和他谈了没几句话,吉庆忽然变得语言恍惚,拔出随身携带的小刀要自杀。我赶紧叫他的随从和我的家丁上前抱住他,把小刀夺下。吉庆忽然又把桌上的鼻烟壶塞进嘴里,用力吞下去,导致气管断绝。我和随从等人无力解救,就派人把吉庆抬进轿子,抬回总督衙门,嘱咐他们迅速寻找解救的办法,想不到吉庆医治无效,当天就死亡了。

第二道奏折中,珊图礼承认了吉庆是在巡抚衙门出的事。同时,珊图礼费尽心机强调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吉庆原来就患病,强调自己努力救治吉庆,完全隐瞒了他是如何羞辱吉庆的。另一方面,强调吉庆是自杀,自己吞下了鼻烟壶导致气管断绝。

嘉庆接到第二道奏折后,为吉庆自杀的惨烈程度感到吃紧,他在奏折上朱批“大奇之事”。珊图礼前后两道奏折内容差异极大,不能不引起嘉庆怀疑,他又联想到吉庆之前的上奏,怀疑到珊图礼与吉庆之死有重大关系,于是下令钦差大臣那彦成迅速赶到广州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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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彦成原本是来调查吉庆罪行的,现在却开始调查吉庆的死因。

那彦成也是正白旗人,家庭背景显赫,他是乾隆朝著名大学士阿桂的孙子,又是乾隆五十四年的进士,仕途比珊图礼更加顺利,中进士仅仅时年就已进入军机处,兼任尚书、都统、内务府大臣等重要职务,前往广州时,他还不到四十岁。

那彦成到了广州以后,立即成了珊图礼笼络的对象。一方面,那彦成难以摆脱官僚系统和人情网络的影响。从现实的角度说,为一个死人主持正义,肯定不如和一个活人联合,多个朋友多条路。

另一方面,那彦成此时正处于仕途低谷。之前,他因为在山西等地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力,受到嘉庆的斥责,被赶出了军机处。那彦成要想重回朝廷中枢,就必须重新赢得嘉庆的信任。很显然,吉庆已经失去了嘉庆的好感,即使他是冤枉的,那彦成也犯不着为了洗刷吉庆的冤情而忤逆上意。

不管珊图礼如何掩饰,现场目击者众多,来到广州后,那彦成很快就查清了吉庆的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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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当天,吉庆离开总督衙门的时候,就吩咐家人把总督印信送往巡抚衙门,又嘱咐家丁把家眷护送到北京去。来到巡抚衙门后,珊图礼高高在上,宣读完上谕,就给他穿上囚服,系上铁链,下令差役审讯。吉庆严肃地对珊图礼说: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此辱,有伤国体。

说完,吉庆突然抢过一把佩刀,拔出刀来就要自刎。珊图礼连忙命家人上前抱住吉庆,把刀夺下来。双方扭成一团,情急之下,吉庆一把抓起桌上一个鼻烟壶,塞入嘴里用力吞了下去。鼻烟壶堵塞了吉庆的气管,差役们来不及抢救,吉庆很快气绝身亡。

真相并不复杂,吉庆确实是自杀的,但他是被珊图礼逼死的。那么,那彦成会怎么向嘉庆汇报呢?

那彦成很快向嘉庆给出了吉庆的死因,他说,吉庆是自杀的,原因有两条。

第一是吉庆镇压起义不力,导致民怨沸腾,皇帝斥责,吉庆压力很大。

第二条是吉庆生病了,病后很糊涂。

两个原因综合起来,吉庆发愁又痛苦,就寻了短见。

那彦成的调查结论有很大的逻辑漏洞,吉庆的确在镇压地方起义上有问题,并受到了皇帝斥责,但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不可能因为这点小问题就畏罪自杀。以他的罪过,最多不过被革职,将来很有可能被重新启用,再次当上封疆大吏也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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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吉庆为什么要自杀?而且还是用如此惨烈的方式,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接到那彦成的奏折,嘉庆也同样心存疑惑。他对吉庆的个性还是了解的,吉庆性格平和,平日当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用这么惨烈的方式自杀肯定有隐情。但是,最后嘉庆皇帝还是接受了那彦成的说法,认定吉庆是“畏罪自尽”,这就给吉庆之死定了性。

吉庆的死明明疑点很多,嘉庆为啥还认定他是畏罪自尽呢?

我们分析一下嘉庆皇帝斥责吉庆的招数,就能看出逻辑。嘉庆认为吉庆“身为封疆大吏,即使罪在不赦,亦当静以待命”。嘉庆的逻辑是,官员即使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蒙受了愿望,也要等待朝廷的审核和平反,要相信朝廷。具体到吉庆的情况,嘉庆认为,朝廷已经派遣了钦差大臣查办,你就应该好好待在广州等待审查结果,“岂得私行自尽”?也就是说,嘉庆认为官员没有自杀的权力,吉庆惨烈自尽,不是官员应该有的行为。

嘉庆在诏书中明确指出:“是自裁一节,即吉庆之罪,实无足惜。”官员自杀就是犯罪,自杀是对朝廷司法的不信任,对官府体制的不信任。

嘉庆是个墨守成规的皇帝,他希望国家按照祖先设计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极力维护现有的体系和规章制度。在嘉庆执政的二十多年里,他遇到问题是,提到最多的就是照例应该如何如何,旧制是怎样怎样的。官员蒙元,遭受不公正对待,朝廷法度一定能洗刷你的冤情。吉庆即便冤枉,但是自杀了,就是站到了朝廷的对立面,就是自绝于朝廷,死不足惜。

结果决定一切,吉庆为什么自杀,有没有遭到逼迫和羞辱,他生前蒙受了什么委屈,在嘉庆看来都不重要了。

吉庆这位雄踞岭南的封疆大吏,就这么被牺牲了,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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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庆这样的身份和地位,都不能洗刷自己的不公,都不能以死明志,还要背上一个畏罪自尽的罪名,那么清朝数以万计的官员们有了冤屈,有没有什么办法伸冤呢?

在后人看来,官员这份职业是非常有保障的,即使有少数官员蒙受冤屈,最后也肯定能得到公正对待。

理论上,古代政治的确设计了官员申诉和平反的制度。比如清代规定,官员冤枉,受到错误对待或对处分不服,从开始被揭参到最后结案,在每个环节都可以为自己申诉。官员向原判衙门声辩冤屈不准的,可以向通政司、都察院等部门申诉,吏部查明确实冤枉的,撤销处分,恢复原职。

但在实际中,清朝官场上,上司对下属随意呵斥,甚至拳脚相加的情况并不少见。吉庆自尽的案子表明,清朝官员申诉的渠道并不畅通,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了践踏,一个官员以死鸣冤,这说明他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正常的渠道已经传达不出他的声音,所以他只有自杀才能引起关注。

造成官员维权难的原因很多。简单地说,恰恰是原本应该维护官员权益的朝廷体制,无情地侵害了官员的权益。官员最初受到不公正待遇,往往是制度本身造成的。官员蒙受的冤屈,也往往是由更高级别的官员造成的。官员要想洗刷冤情,又得寄望于朝廷的司法体系。申诉和平反时,他们都要和强大的朝廷以及官僚体制打交道。

在嘉庆一朝,自杀的高级官员绝非吉庆一人,如福建布政使李赓芸也因为蒙冤申诉无门,在狱中以死鸣冤。嘉庆皇帝最后以吉庆畏罪自杀,死不足惜来结案,其实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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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庆案另两个主要人物珊图礼和那彦成,此后反而官运亨通。

瑚图礼于嘉庆朝,仕途通达。虽然嘉庆帝认为其并非有胆有识有才能之人,但仍屡赋其重任。内任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尚书,外调驻藏大臣。直至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寿终正寝。

那彦成也走出了仕途低谷,后来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又重新成为军机大臣。讽刺的是,此后那彦成也担任过两广总督,在任上他与广东巡抚孙玉庭爆发了宝墩,闹得督抚不和。孙玉庭抓住广东闹海盗的机会弹劾那彦成,嘉庆皇帝大怒,把那彦成降级为蓝翎侍卫,发往新疆伊犁。但总的来说,那彦成在嘉庆朝是炙手可热的权贵之一,一直活到了道光十三年,死后谥号文毅。

嘉庆朝吉庆自戕案的结局,以及吉庆与瑚图礼截然不同的命运,昭示着嘉庆朝吏治的真实情况。廉洁自律者得不到保护,跋扈争权者却飞黄腾达,吏治败坏在嘉庆朝不能被遏止势所必然。

更大层面看,清朝的官员缺乏申诉、维权的通畅渠道,使得官僚体制内部的矛盾常常难以解决,从而导致一些廉洁奉公的官员含冤而死,而一些品行不好的官员则浑水摸鱼,最终伤害的是官员群体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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