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万年前，由于地壳运动，导致部分陆地下沉，海水进入，形成了今天的台湾海峡。
大约三万年前，左镇人从大陆经由福建迁徙至台湾，成为了最早开发台湾的先驱。
夏商时期，台湾属于九洲中的扬州，1624-1642年，台湾先后被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侵吞，沦为殖民地，至此，台湾统一问题成了我国诸多朝代的历史问题。
施琅，作为清朝收复台湾的一员名将，却在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成了土皇帝，留下的遗产让后代200年不愁吃喝。
判郑降清
少年时期的施琅厌文喜武，从小便随老师学习剑术，年纪轻轻的他精通兵法，机智过人。
1637年，17岁的施琅和弟弟因生活所迫，加入了郑芝龙的队伍。
自幼习武，加上精通兵法，施琅很快便在郑芝龙麾下崭露头角，得到郑芝龙的赏识，成为了郑芝龙的贴身侍卫。
清朝顺治三年，清军南下，郑芝龙受同乡蛊惑，决意归降清政府，以保家产和爵位，奈何清政府招降是假，灭杀是真，郑芝龙不听儿子郑成功的苦劝，最后落得不能善终的下场。
郑成功为了报仇，决意召集父亲旧部，东山再起，这其中也包括了施琅。
郑成功十分赏识施琅的才华，任命他为左先锋，任何作战事宜都会听取施琅的建议，施琅的军事才华在追随郑成功的五年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施琅虽然才华横溢，但是因其为人从不阿谀奉承，脾气暴躁，易冲动的个性，多次与郑成功发生摩擦。
1650年，清军攻陷广州，施琅和郑成功就是否救援南明永历政权的问题发生争执。
郑成功主张南下救援，而施琅则主张不救，奈何郑成功执意南下，施琅只好随从，结果损失惨重，一些平时看不惯施琅的小人借机挑唆施琅和郑成功的关系，说施琅是北斗第七星，功高盖主。
至此，郑成功对施琅的信任大大打了折扣，开始处处防范他。
1652年，郑成功为了保全一名叫曾德的部下，拘押了施家父子，施琅在羁押途中逃跑，这一举动激怒了郑成功，他下令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至此，施琅和郑成功彻底反目。
逃出生天的施琅，得知父亲和弟弟被杀的消息后，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投奔了清政府。
收复台湾
作为当时清政府的统治者——康熙，十分看重施琅的能力，任命他为讨伐台湾的主帅，率领清军两次出征台湾，但都因遇风不顺而作罢。
施琅被暂时调回北京任内大臣，但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收复台湾的想法，虽然身在京城，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台湾的动向。
1662年，郑成功逝世，他的儿子郑经继位统治台湾，在他治台期间，明郑内部以郑经两个儿子为首，各自结党为政。
1681年，郑经病逝，诸子争位，台湾局势陷入混乱。
同年7月，康熙经大学士李光地举荐，委任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参加收复台湾。
施琅到达福建后，并没有第一时间着手收复台湾，他一面督造战船，训练水卒，一面向朝廷上疏，争取“专政权”。
他借口“南风、北风时机看法不同，影响作战”为由，上疏朝廷，要求将进攻台湾的大权交给他一人独揽，其他人不得干涉，包括官阶比他高的总督姚启圣。
他的这一做法，让一路保荐他的恩人姚启圣伤心不已，但伤心归伤心，姚启圣又怎能甘心就此交出出征台湾的指挥权，在得知施琅的做法后，姚启圣连夜上疏朝廷，表达自己收复台湾的决心。
收到施琅的奏折后，康熙并没有立马应允，只是答应去掉一个巡抚，留下姚启圣协同施琅出征。
施琅坚决要求专政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之前在郑成功手下因为兵权问题留下的阴影；
其二，施琅为人比较好胜，心高气傲，气量狭窄，缺乏大将风度，无法与他人共事。
所以，此次攻打台湾，他铁了心要独揽专政权，不惜以各种借口污蔑姚启圣，也要向朝廷争取独政。
因为争取专政权的问题，出兵台湾的事情一直拖延到了8月，康熙无奈，只能召集议政大臣共同商议施琅提出的专政权问题。
大学士明珠认为，施琅既然坚决要独自收复台湾，想必是有了十足的把握，可以放手让他一搏，如果非要让姚启圣同往，两人在作战部署上，势必会产生不同意见，可能反而会导致延长收复台湾的进度。
康熙仔细分析了明珠提出的意见，觉得有道理。
于是，便同意了施琅的专政要求。
1683年6月14日，施琅率领2.1万清军，战船26艘，浩浩荡荡向澎湖进发。
施琅指挥清军，利用西南风的有利条件，采用多枚大炮对准一艘敌船的方法，对驻扎在澎湖的郑军发动猛攻，一举将敌军歼灭。
澎湖一战，歼灭了郑军的精锐部队，打开了台湾岛的门户。
郑军败局已定，远在台湾的郑克塽被吓得手足无措，施琅见时机成熟，便对残留在台湾的郑氏余部采取早已计划好的“因剿寓抚”政策，一边加紧军事行动，一边对郑氏残余实施招抚。
郑克塽的部下刘国轩见大势已去，劝郑克塽放弃抵抗，主动归降大清，郑克塽反复权衡利弊后，不得已采纳了部下的归降建议。
8月13日，施琅率清军登台，刘国轩带领文武百官迎接。
施琅随众人到郑成功牌位前祭拜，高度肯定了郑氏家族对收复台湾所做的贡献，并表示对过往的事情不再追究。
施琅不计前嫌、公私分明、以大局为重的表现获得了台湾军民的高度认可，至此，明王朝最后一个象征性的据点从历史上正式消失。
台湾问题的弃留之争
收复台湾后，清朝廷对于台湾的弃与留问题一度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施琅作为台湾的收复功臣，最早在台湾的去留问题上是存疑的。
他最早认为，台湾地处偏远孤岛，原郑军旧部较多，日后管理起来恐怕存在难度，所以，在最初提出台湾的去留问题时，他将自己的疑虑一并上奏了朝廷。
但是，在他到台湾住了三个月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
12月22日，他紧急上疏了《恭陈台湾弃留疏》，在疏中，他全面阐述了保留台湾的重要性。
第一点，他着重强调了台湾在中国海防上的重要位置，并列举了台湾在明朝时期就已经是重要的海防要地，明朝官兵曾多次到台湾追剿海上武装力量和入侵的倭寇，虽然未在岛上长期部署驻防，但却将台湾列入了明朝的军事防御区。
十五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对我国大陆虎视眈眈，台湾是他们唯一可以轻易拿下攻入内陆的大门。
而台湾作为“江、浙、闽、粤”的左护，是我国东南海防的屏障。
第二点，台湾若弃之不守，将重新沦为郑氏旧部和海上私人武装力量的巢穴，因当初施琅刚收复台湾，一些不愿归属的郑氏旧部纷纷逃亡海外，或者逃到台湾山区隐藏，随时可能形成力量反扑，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因素。
第三点，荷兰殖民者随时会卷土重来。
事实上，在郑成功1662年将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寻找机会反扑，甚至向清朝政府提出联合夺台的请求，由于清政府并没有回应荷兰的请求，才使得荷兰人不得不班师回国。
在临走前，荷兰依然恋恋不舍，放出话来，要等到入夏再过来联合清政府清剿台湾。
此时，若清政府弃岛不守，荷兰人势必会大举入侵台湾，将其据为己有。
第四点不能放弃的理由，是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不可多得的宝地。
台湾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全世界皆知的事情，素有“糖谷之利甲天下”的美誉，17世纪30年代，台湾的蔗糖已经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
除了蔗糖的出口量惊人，台湾的粮食产量也十分丰富，遇到饥荒年份，台湾的粮食还曾支援过北京等地，是“内地一大仓储”。
最后，施琅还提出，不能“仅守澎湖，而弃台湾”。
因为澎湖孤立在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如果失去台湾，澎湖并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如果要保住澎湖，台湾是必须要保留的地方，所以，守澎湖，必保台湾，两者必须兼顾。
施琅的这一观点在其他地方也得到了认可，康熙六十年，在台湾发生的朱一贵起义，就充分凸显了这个观点的重要性。
将领蓝顶元在反对总督觉罗满保裁剪台湾驻军，移往澎湖的议案时说道：
澎湖不过是水上的一小撮沙土，山上不能种树，地里不能种田，人民更是不能抵抗外敌，他的一举一动，一草一木，必须依靠来自金门和台湾的援助，如果敌军掐断运输通道，则不出一两个月就自己饿死了，是以用作军事要塞是不足取的。
以上所述种种理由，都不是凭空捏造，康熙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终于下定决心，留守台湾，并在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管辖。
施琅的野心
施琅在台湾去留问题上为何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难道真是他的奏折中所说，单纯是为了保护大清的国土不受外族的侵略？其实不然。
早在刚刚进驻台湾的初期，他就纵容亲属和部下掠夺了大量郑氏官兵内迁遗留下来的田地，光是属于他家的土地就有55庄之多。
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土地，他设立了十处分租馆，交给管事收租，如果，清政府放弃台湾，他这些财产势必要全部充公，出于私心的考虑，他改变了弃台的想法。
当然，除了侵吞财务的想法，施琅会改变主意也与他早年的经历分不开。
他自幼家境贫苦，即使后来投奔郑氏父子也是受制于人，而且，当年他虽然脾气傲慢自大，但是，对郑氏父子还是忠心耿耿的，却不想再忠心也比不过小人的挑唆，君臣始终是君臣，加之后来的丧父、丧弟之痛，都让他牢牢记住了靠人不如靠己的道理。
后来，他被逼投奔大清，最初在北京任内臣之时，生活也是极其拮据的，需要靠着老婆做女红来贴补家用。
以上种种都让他明白，拥有自己的专权和财产有多重要。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当初他不惜得罪自己的恩人姚启圣，也要争取到专政权的用意了。
如果说当初施琅坚持要攻打台湾只是为了报家仇，那么，在他正式进入台湾，发现郑氏家族给他留下的一切，以及台湾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山高皇帝远的政治优势，都坚定了他要留下台湾为自己善后的决心。
独揽大权，远离皇帝，在台湾独自为政，才是他在人生暮年的远大理想。
施琅在收复台湾后，成为土皇帝，大肆搜刮民财的说法，在首任诸罗知县季麟光给当时闽浙总督王国安的密告中曾经提到。
施琅的管事、差官等以郑氏的营盘田为由，侵占了大量台湾民众的田产。
郑氏将这些田地以营盘田占为己有，不报税，不上交，仅在诸罗县境内就有两三千甲之多。
施琅的部下，打着施琅的名号，对一些被侵占田地的老百姓施加压迫，不许他们上告，否则棍棒伺候。
乾隆九年，新任福建巡抚周学建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台湾武官侵占老百姓土地收租现象严重，于是上疏朝廷，请求查办。
乾隆于三月初十下旨，命布政史高山前往福建督查此案。
经调查发现，在诸多侵占良田的官员中，以施琅为最多，共计14250亩，占总数的63%。
在《台湾私法》中记载，施琅的施候租，仅嘉义厅、盐水厅和凤山厅三处就多达三千甲，而这三千甲地仅仅只占了施琅的五十六庄土地的十分之四而已。
而在道光年间，施候租就已经出售六层产业，只剩下四层田产，可见施琅所占的田地至少在七千五百甲左右。
如此庞大的田产和家业，足以让施琅的子孙后代200年不愁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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