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葛亮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后世之人，诸家各派都想对诸葛亮进行定性，以便划入自己的学派范畴中。
纵观诸葛亮一生（181年6月5日-234年10月8日），其君子品格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被认定为儒家；其治国之道和“上无刑罚，下无礼义”的方针，被认可为法家；其仙风道骨和“密如鬼神，疾若风雷”的形象，被认同为道家。诸葛亮被认同是儒家或法家，都有一定道理；而被认定为道家，就很值得商榷。诸葛亮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诫子书》。全书不到一百字，却充满了对儿子的淳淳教诲和殷切希望，“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经典语句被世人所传诵。正如学者曾仕强所说：法家不过是儒家的基础，法家加上“凭良心”三个字就变成儒家。正如《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笼统点讲，只要凭良心，儒跟法大抵是一体的，没有明显分别。
之所以说诸葛亮是法家思想的继承人，是个典型的法家，是因为其在治国治军的方针上采取的主要是法家的思想路线。
在法家中，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法律、法令，是健全法制，要臣民必须遵守；势是指权势，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权术，是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要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因此，商鞅重法，看重赏罚的制订，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慎到重势，注重地位和权力是君临臣民的客观条件，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申不害重术，偏重君王控制驾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建议君王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兼取诸家，主张法、术、势三者相辅而相成，不可偏废，又吸收道家思想，提出“抱法处势则治”，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尤其是韩非改造了老子“道”的学说，提出“理”的范畴，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商鞅重法，能使一个弱国迅速变成为一个强国，并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商鞅之法，指商鞅在秦制订的法律，其主要内容：轻罪重判、奖励告奸、实行族诛和连坐法、增加肉刑等。商鞅变法，指公元前356年及公元前350年两次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变法改制。其主要内容：颁布《法经》、颁布二十等爵制度、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焚烧儒家经典、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及废除井田制、推行县制、迁都咸阳、统一度量衡制、编订户口、推行小家庭政策。
躬耕南阳之际，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的为人时，反不被当时人们所认可，毕竟说话是不需要任何成本；茅庐出仕之后，诸葛亮自制治国、治军的方针中，倒引起后世人们所争议，终究行动是必需付出代价。诸葛亮是法家，还是法家思想的继承人，是毋庸置疑。可诸葛亮是传承法家中的哪一派，或重法或重势或重术，还是重法、重势、重术三者结合，是值得推敲。
集大成，指融会各方面的优点及成就，以达到完备的程度。诸葛亮，从自比、奉行、继承法家思想。特别是入仕后，辅佐刘备父子过程中，诸葛亮更是将法家思想发扬光大，使自己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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