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离牧野已不足500里,纣王却为何把商朝主力调去打东夷?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朝换代事件,与每一个朝代灭亡前的负隅顽抗不同的是,武王灭商可谓相当顺利。

《周书·武成》记载:周武王一月癸巳从镐京(陕西西安)出兵,至二月甲子牧野(河南卫辉)决战,前后只花了32天时间,沿途甚至没有遭到商朝守军的阻击。

而商、周两军牧野之战进行的更是异常“轻松”,据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记载,周武王仅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取得了牧野决战的胜利,推翻了商朝。

难道纣王在位时期的商朝军事,真的已经腐朽到了如此不堪一击了吗?

恐怕并非如此。商朝以武立国,除了驻扎在王畿的“王族”军(警卫部队)外,还有“多子族”、“三族”、“五族”等王室嫡系部队,以及臣服于商的诸侯、方国军队,兵力十分强盛。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从商汤立国到纣王在位这500年时间里,商朝无时无刻不在与周边方国进行着战争,兵峰最远可达蜀、荆等地。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朝君主继位后只做两件事:祭祀和打仗。

纣王继位时,商朝对外征伐的脚步并未停歇。帝辛四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商朝大军在夷方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有学者估计,商朝末年时总人口约为780万,照此推算,纣王能够直接控制和征调的兵力至少在20万人以上。

然而,当周武王统率的诸侯联军抵达牧野的时候,迎战他们的却既不是商朝的中央军,也不是族军和效忠殷商的诸侯军,而是由奴隶和俘虏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

那么殷商的正规军究竟在哪里?这还得从商朝末年的“国际”形势说起。

商朝建立的中前期,商王的主要用兵方向是西方的土方、羌方,到第11任君主仲丁继位时,商夷关系恶化,自此,商朝的主要用兵方向开始转向东夷诸族。

殷墟甲骨文记载了大量帝乙、帝辛(纣王)父子时期,殷商对人方(夷方)的征伐,特别是在帝辛在位时期,对东夷的战争不仅频次多,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商朝大军东征一次夷方的往返时间跨度是6到8个月。

显然,正是因为纣王将殷商主力调往了东夷,才导致国度兵力空虚,以至西周联军抵达时,纣王甚至无法派出一支像样的军队去抵抗。

但问题来了,西周对殷商的敌视由来已久,早在周武王的爷爷季历在位时,身为殷商诸侯的西周就擅自对余无(今晋东南一带)用兵,由于余无临近殷商的都城河南安阳,此举招致纣王的爷爷文丁的警觉,下令处死了季历。

季历之子姬昌继位后,开疆拓土之意并未有所收敛,崇国国君崇侯虎向纣王密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王遂将姬昌囚禁在羑里长达7年。

姬昌被释放后,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做个安分守己的臣子,反而相继征服了密须、阮、共等国,势力已拓展到殷商统治的腹地:河南中部。

周武王继位的第二年,即在盟津(今河南孟津县)与八百诸侯会盟,兵锋直指纣王行都—朝歌,而盟津距朝歌之南的牧野已不足500里。

盟津是黄河的主要渡口,周武王在这里观兵大会诸侯,用意已不言自明,纣王即使再昏庸,也绝对能够察觉到来自西周的军事压力。

两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再次由镐京出发,兵渡盟津,在间隔两年的时间里,为什么纣王对西周的军事行动熟视无睹,没有做任何的防御部署呢?

《左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纣王在黎国阅兵,东夷叛乱)。黎国在殷都以西,是防御西周军事威胁的主要诸侯,纣王在这里阅兵,威慑西周的用意十分明显,但可惜,东夷再次发生叛乱。

纣王在黎国阅兵的具体时间应当在西周第二次兵渡盟津之前。所以,当周武王第一次与诸侯会盟盟津时,诸侯纷纷叫嚷“纣可伐矣”,但周武王却借口“女未知天命,未可也”选择了退兵。

事实上,周武王之所以退兵,并非什么天时未到,而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殷商主力还未东调,二是纣王紧急从东夷调回了主力大军部署防御,所以周武王不得不撤回。

两年后,当周武王第二次兵渡盟津时,行军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从二月戊午抵达盟津,再到二月甲子抵达牧野,只用了6天时间,即使天降大雨士卒病倒,就连军师都劝谏说“卒病,请休之”时,周武王这次却将所谓天时抛诸脑后,强令行军。显然,周武王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在殷商主力回援之前,攻下朝歌。

纣王自继位以来,始终面临着和西周、东夷双线作战,而东夷对殷商的威胁丝毫不亚于西周,史书中屡屡出现“东夷浸盛,渐居中土”的记载。

面对此种情况,纣王似乎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先彻底解决东夷问题,然后再回师与西周决战,以避免再次出现“调兵西进而东夷叛乱”的窘境。只可惜,西周没有给纣王这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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