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统治者不看重航海事业发展，所以直到清朝海军仍不受重视。所以，在数千年封建史中，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便是“郑和下西洋”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可被外界称之为“海洋霸主”的时期，郑和在28年的时间里先后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将大明的国威宣扬到三十多个海外国家。
可惜，这种壮举就像是昙花一现一样，从这以后中国再未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就在郑和船队第七次完成了使命之后，这一系列航海档案也被当局销毁。
那么，郑和的宝船及那些领先世界的远洋船，它们最后去了哪里呢？是被废弃了，还是被销毁了呢？
档案都是写在纸上或书简上的文字，所以销毁起来十分容易。然而，郑和船队的远洋船起码有上千艘，这么多大型船只的销毁，总不至于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吧？
可怪就怪在这里，史料中我们根本无法找到相关的记载。
在《客座赘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郑和船队远洋船的规格和大小：“今城之西北有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太监郑和等行赏赐古里、满剌诸国，通计官校、旗军、勇士、士民、买办、水手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员名。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瀛涯胜览》是郑和船队随船翻译所著的作品，这里面亦给出了相同的数据，由此可见这组信息可信度极高。
将当时的度量衡折算成现在的公制，郑和宝船的长度约为150公尺，宽约61公尺，排水量在两万吨以上。即便是现在，能达到这个标准的船只也不多。宝船的主桅高度超过了72米，堪比一栋大厦。这一组数据，让人不由得对船只的材质产生质疑。如果说打造远洋船的主材料是木质，那么，这等规模的巨轮是如何承受住海上风浪的？它的动力来源只是风帆吗？
从《崇明县志》中的记载可以看出，这艘宝船由于体积过大，吃水量太深，连停泊都成问题，甚至无法驶入长江。倘若能掌握这样的造船技术，那么，我国古代的航海业无疑会笑傲世界。
就像郑和所说的那样：“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一旦这种领先优势被其他国家夺走，那么，中国便会陷入外患。这句话是相当有远见卓识的，发生在晚清的北洋海战就是最好的反证。由此可见，早在郑和时代，时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航海事业的重要性。
但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当局竟否定了七下西洋，甚至，将此前的成果全部破坏呢？
《王赓武自选集》的作者认为，明朝之所以停止下西洋，是因为当局认为明朝的国力强盛，已经失去了继续远洋的必要。因为，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都是远逊于中国的弱小国家，他们不可能对中国造成威胁。
这一点，在《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著作中亦有提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统治者犯了和清朝皇帝一样骄傲自大的毛病，他们的目光仅局限于当下，并没有考虑到海外诸国亦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强。
我国航海史研究会则总结了另一个原因，该研究会的学者认为当时的明朝统治者认为下西洋的开销巨大，且收效完全不值一晒，所以才终止这一壮举。永乐年间，朝廷打造两千艘远洋船，每艘船花费的银两在五千上下。这还只是造船所耗的费用，为了扬威，当时每艘船上还装载了大量华而不实的装饰物，这又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宪宗时期，有朝臣刘大夏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这位谏臣，显然没有看到隐藏在航海事业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只看见了短期的蝇头小利，所以他甘愿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阻止宪宗“重蹈覆辙”。
而刘大夏，正是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的罪魁祸首。
然而，仔细读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郑和下西洋之前国内尚无成套的航海理论，七下西洋完全是从无到有的探索。所以，只要统治者想要发展航海业，就算刘大夏销毁了那些资料也无伤大雅。
那么，刘大夏为何还要执意销毁所有航海档案呢？
原因只有一个，刘大夏的初衷根本没有那么大义凛然，他考虑到的并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
在明朝前中期，文官集团无疑是明朝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们自然会掐断所有外贸活动，从内部贸易中瓜分利益。在刘大夏之前，朝廷曾出台了“胡椒代发薪俸”等政策，这显然已触及到文官集团的既得利益。
不过，明宪宗对这些一无所知，他甚至对“番舶始集，诸货宝南北巨输，此佛山为枢纽，商务益盛”也缺乏了解，正因为他想要了解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他才会考虑阅读那些航海资料，并效仿明成祖再次进行一番远洋冒险。
所以，刘大夏甘愿用自己的脑袋当赌注，也要蒙蔽明宪宗的眼睛，不让他看到隐藏在航海事业背后的真相。文臣集团的诱导，使大明海禁如期而至，后又引发了一系列恶性循环。海禁的政策虽然出台了，但文官集团根本不会认真执行，他们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顺便从海上走私中牟利。
以至于，到了嘉靖年间，海上走私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海上贸易的发展前景如此巨大，而国家的政策又不严格，所以参与走私的人越来越多。在陆地贸易线上，往往会有山贼铤而走险，海上也不例外。于是乎，一群以劫掠走私为利益来源的海盗迅速崛起，他们在打劫商船之余，还会劫掠沿海的百姓。
有不少学者觉得，明朝中期之所以涌现了大量海盗，就是因为海禁的实行，实则不然。若海禁实行到位，走私现象将被有效地扼制住，没有了生意的海盗哪有发展空间呢？在为了针对海盗而增强海禁的政策出台以前，海禁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什么约束力，所以海盗才会越来越多。
《海澄县志》里说的已经非常明白了，当时有不少富商靠走私生意一夜暴富，打造了不少远洋船。正因他们在海上获取的利益让人眼红，所以才“诱寇内讧，有司法绳不能止”。
海盗的出现，让繁荣的走私贸易受到了巨大损害。因此，既得利益蒙受损失的文官集团也想治理海患。先前他们既不废除没有实际意义的海禁，又不增强海禁，就是因为有了海禁朝廷便不会向进行海上贸易的走私者收税，他们可以从中渔利。
不过，在海盗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这笔买卖就变得不再划算了。为了尽可能地保住利润，他们不得不借助朝廷的力量剿灭海盗。不过，这样势必会让朝廷涉入对海上贸易的控制管理中。
因此，文官集团首先做的并不是对付海盗，而是让海上贸易变得合法。至于该如何继续从中牟利，则凭借文官集团的影响力将海上税收控制在尽可能低的范围内。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隆庆开关”。
很多史学爱好者对“隆庆开关”的褒扬过分夸张，认为它就像是明朝海上贸易繁荣与否的分界线，实则不然。海上贸易在此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也相当繁荣，否则也不会引来海盗的觊觎了。海上贸易线是需商人们长期运营才能打通的，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因此，“隆庆开关”的唯一意义就是让走私商变成了合法商，从此开始向朝廷缴纳一定税金，仅此而已。
不知不觉讲了这么多，从郑和七下西洋扯到“隆庆开关”，但这并不算偏题，因为从明朝航海事业的发展上我们就能看出，不论是郑和的功绩遭到否定还是后来的海上走私、海禁政策、贸易合法化，都是文官集团下的一大盘棋而已。
推动了这一切的，绝不是什么守旧的儒学思想，亦或是某个大臣的个人原因，而是永恒的利益。只可惜，明成祖和郑和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创造的海上奇迹，就这样成了既得利益者的牺牲品，遭到了否定和质疑。
更可怕的是，上位者对航海事业的不重视，直接导致清朝末期那场决定王朝命运的海战的失败，最终以船坚炮利突破国门的侵略者惊讶地发现，那个曾七度向世界耀武扬威的海上强国早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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