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正是蒙宋战争白热化的时代，经过多次激战，付出无数惨痛的代价后，蒙古必定会不断调整对宋战略。在很多蒙古人眼中，南宋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边境线很长，并不容易防守，是个劫掠的好对象。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国祚已经接近三百年，这是汉族王朝很难逾越的一个极限，当时的南宋政府和社会确实也积累了不少矛盾，王朝末世的景象非常明显，这似乎是一块很好啃的大肥肉。所以当年成吉思汗将汉地留给最钟爱的小儿子拖雷，此后的窝阔台、蒙哥也都亲自主持对宋战略。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在忽必烈的眼中，南宋却并非什么肥肉。
(忽必烈认为南宋并非心腹之患)
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内斗中获胜，并不是靠蒙古骑兵的彪悍轻捷毕其功于一役，以简单直接的正面对抗将阿里不哥翦灭，而是依靠中原汉地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并以汉人的战略思维方式逼迫阿里不哥走上绝路，最终投降。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这场内斗，也堪称是蒙古内部汉化倾向和坚守蒙古本位主义倾向之间的一次斗争，最终忽必烈靠其高度的汉化水平获胜，他深知蒙古崛起的偶然性，汉式帝国才是统治天下的成熟方式。那么，他现在以汉人思维方式战胜了蒙古本位主义者阿里不哥，现在要他去进攻真正的汉人王朝——宋，其实忽必烈是不太愿意的。
(阿里不哥，忽必烈统一蒙古帝国的障碍)
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大汗们非常渴求攻宋，只因他们知道江南花花世界有很多利益可以劫取，而并未充分考虑攻宋的难度，所以才会不断地前去撞墙，无数宗王、大将丧生在宋军的弓箭和炮火之下，最终把一个可汗都搭进去了，忽必烈则不这样认为。首先，钓鱼城之战后，忽必烈汗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蒙古内斗上，尤其是与阿里不哥的正面战场，不可能让南宋在南方再开一个战场，两线作战他毫无胜算，所以必须向南宋求和，非常有诚意。
(13世纪的东亚局势图)
其次，忽必烈和之前的蒙古大汗们确实不同，他更倾向于用汉化的方式好好治理已经获得的土地而不是一味地劫掠扩张。更何况，蒙古和辽、金、西夏还有一点不同，由于蒙古开辟了西方的商路，蒙古的商业其实比较发达，可以在西方购买很多南宋无法出产的稀缺资源，在与南宋的贸易中并不吃亏。所以，最初忽必烈并没有一味要求彻底灭宋，只要南宋不要太急切地向他的中原进攻，他更愿意将南宋作为长期的贸易伙伴长期共存下去。这本应是南宋的一个历史机遇，但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宋蒙之间首先出现的裂痕是山东之争。忽必烈当时其实也并未占有中原全境，最主要的是山东被汉族军阀李璮所占据。李璮是金国汉族军阀李全之子，李氏长期据有山东，名义上臣服于金国，金灭后转而归附蒙古，实际上是独立军阀。
在很多次蒙古全面南侵的战争中，蒙古都命令李璮从山东进攻东部江淮战区，李璮一般都意思意思，出工不出力。蒙哥汗死于钓鱼城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当选为可汗，李璮位于忽必烈的势力范围，自然归附了忽必烈，忽必烈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而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大战之机，李璮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谋求更大的利益。
(山东成为宋蒙之间的纠结之地)
蒙哥死于钓鱼城后，蒙古出现了大分裂局面，李璮向南宋朝廷投降，获封为齐郡王、保信宁武军节度使，仍保持着独立军阀的地位。李璮向忽必烈背后发起进攻，忽必烈汗一面要对付阿里不哥汗，一面还要对付他，两线作战非常辛苦，但遗憾的是南宋朝廷却对此形势犹豫不决，始终不愿出大力气帮助李璮，错过了击败中原蒙古势力的最佳时机。
忽必烈攻占哈剌和林后，开始经济封锁阿里不哥，北线战事稍平后又掉头来平定李璮叛乱。当时忽必烈召大司农姚枢商议平定李璮的策略。姚枢也像当时商挺对浑都海做出三个判断一样，模拟了李璮的三个可能的策略：
“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如果李璮乘我们北伐的时机，沿渤海湾直取燕京，守住居庸关，使我们人心惶惶，为上策；与南宋联合，长期坚守，经常骚扰边境，让我们疲于奔命，为中策；出兵济南，坐等山东诸侯去救援他，那必兵败被擒。）”忽必烈问：“今贼将安出？（现在叛贼将会怎么选择？）”姚枢果断回答：“出下策！”
(李璮成为宋蒙战争的导火索)
其实和商挺认定浑都海非常愚蠢还不同，姚枢认定李璮会出下策倒不是觉得李璮人很蠢，而是有战略形势的事实依据。第一，李璮并没有攻占燕京的实力，其实无法出所谓的上策。第二，李璮叛蒙降宋并非真心归降，无非是挟敌国以要朝廷这种古已有之的伎俩。李璮本人在江淮和南宋利益冲突极多，宋廷也不可能相信他是真心归降，就更不可能真正联合起来了，所谓中策也是难以实施的。所以，李璮本人并不像浑都海那么愚昧，但形势让他只能选择下策。
李璮的战斗力倒不弱，很快就占领了济南，并传檄山西河北的汉族军阀共举大事。可是当时忽必烈汗对北方汉族的笼络非常到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和姚枢一样不看好李璮，汉族军阀们无一响应。
李璮困守济南，坐等北方汉族军阀来援，军事上毫无进展。忽必烈汗却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结了包括高丽在内的十七路人马，名义上由宗王合必赤率领，实际由中书右丞相史天泽指挥，会剿山东。史天泽不急于强攻济南，而是在城外筑起栅栏，重重围困，准备困死孤城。济南这座大城完全没有钓鱼城这种小城坚守的底气，李璮的准备也并不充分，几个月就把粮食物资消耗光了。城内士气崩溃，大量士卒百姓纷纷偷跑出城，最终蒙军攻入城中，将李璮活捉。
活捉李璮后，史天泽与各路汉族军阀立即会审李璮，李璮暴露了和他们之间的很多密谋，某些军阀忍不住当场就要上前刺死李璮。史天泽也明白北方汉族军阀毕竟对蒙古人不满，相互之间必然有诸多密谋（甚至很有可能他自己也参与了其中），于是以安定人心为名，擅自在军前处死了李璮，杀人灭口。之后，史天泽率军进攻李璮的大本营益都（今山东潍坊），轻松攻克，彻底剿灭了李璮势力。
虽然史天泽快速平息了李璮叛乱，表面上没有对忽必烈汗的国力造成太大破坏，不过忽必烈汗的势力中长久存在的一个问题——蒙汉之争被再次提起。尽管忽必烈汗力倡汉化，但毕竟本身是蒙古军事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其势力基础是蒙古贵族，对汉官们只是利用他们的才学而已。
而金国遗留下来的诸多汉族军阀个个手握重兵，又在忽必烈汗占领中原并对宋作战中立下不少功劳，比汉族文官更加尾大不掉。一些蒙古军事奴隶主贵族也早就对这么多汉人挤占高层地位不满，随时想挑拨忽必烈汗放弃汉化倾向。但汉族文武官员一次又一次地立功，使得他们的地位反而越来越高，蒙古贵族们也抓不住把柄。不过这次李璮叛变却成了形势的一个重大转折，汉人不可信的言论在蒙古贵族中甚嚣尘上，忽必烈汗也不得不虑。
(平定山东之乱的史天泽，蒙古著名的汉将)
李璮已然身死，但其岳父王文统在忽必烈汗身边任职，官居中书左丞，并深受忽必烈汗信任，负责分管中枢机密文书。李璮叛变暴露出他俩之间有很多政治上的秘密联系，最终王文统被处死。而与王文统交好的汉官商挺、刘秉忠、赵良弼等均受忽必烈汗的怀疑，遭到软禁或盘查，整个汉官集团都失去了忽必烈汗的信任。而尽管史天泽已将李璮灭口，并将李璮的很多书信资料焚毁，但他这种做法也很明确地暴露了他为汉官们极力掩饰的姿态，汉官和汉族军阀们作为一个族群整体更不受信任。
而在南宋朝廷看来，李璮覆灭后山东的防务空虚，这是个机会。宋理宗迅速出兵收复了山东，将宋蒙边界推进到了离忽必烈统治中心燕京以南仅数百里，引起蒙古人极大的震恐，也进一步引发蒙古高层贵族对汉族的憎恨情绪愈发强烈，忽必烈汗本人对汉族的好感也急剧下降。再加上南宋方面，由于多次击败蒙古的大规模进攻，开始有些信心爆棚，多次在外交中表现出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诸如无故扣押蒙古派来谈判的使者等等，也让很多蒙古贵族愈发怀恨在心。
(平定李璮后，宋朝成为忽必烈的下一个目标。)
最终，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终于促使忽必烈汗放弃了与南宋和平共处的打算，重提宋蒙战争。而这一次，南宋小朝廷需要面对的就不再是一群简单粗暴的蒙古奴隶主军事贵族，而是忽必烈汗精心打造的超级战争机器。
这台机器荟萃了全世界最尖端的战争资源，它首先有中原数千万人口可以不断征发作为兵源，又有蒙古草原源源不断地提供马匹作用大范围运输用，还有比蒙古马种高一个档次的西域良马可以作为骑兵座乘用，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火药武器和工程机械武器……它也许无法建立一个长治久安富强文明的国度，但作为短期的战争机器，它绝对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最顶级的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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