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6年，作为北魏帝国权臣的尔朱荣，在都城洛阳附近发动河阴之变。虽没有靠个人权势对旧皇家取而代之，却也几乎摧毁了整个帝国的中央世袭。过去，人们总是将这场血案定义为尔朱荣个人野心的一次汇报演出，也有观点将事变看作是胡汉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
但只要仔细观察北魏帝国的历史进程，就不难察觉河阴之变爆发的深层次诱因。与其简单定义为民族文化矛盾，倒不如说是一场事关政体走向的强力纠正。这既能解释尔朱荣的个人崛起历程，也能明白其家族败亡的最终命运。
魏孝文帝改革的核心动力
视察龙门石窟的孝文帝与文明太后
公元471年，北魏帝国的孝文帝开启大规模改革进程。不仅决心与整个王朝的光荣传统道别，同时也期望让帝国的未来同过去做显著切割。随即就颁布多项新政法规，包括将王都从山西平城迁往黄河以南的洛、用俸禄性质的公田犒赏官吏、同时也出台了较为严格的九品官制。当然也不忘强化税收能力，用规制统一的度量衡来扩大税源范围。
在此基础之上，还有为后人所最津津乐道的文化规训。比如强调对孔老夫子的尊崇，定期为其举办皇家祭祀。强制在贵族和官吏阶层当中推广汉文，特别是强调运用偏向单音节的汉字。以至于在很多只注重表面功夫的读者看来，这就是大举改革的真实内核。
下令迁都洛阳的 魏孝文帝
然而，魏孝文帝的改革本身，只是一场典型的中央集权化运动。核心驱动力是君主的个人权力扩增，并相应压制或彻底消灭旧贵族阶层对自己的衡制能力。例如事关重大的迁都决定，就是要远离那些在平城盘根错节的贵族势力，去距离遥远的南方重建体系核心。而这类新秀一番的帝王落脚点，往往也能在政策扶持、最远堆砌和人流汇入的帮助下，迅速形成一个依附于最高统治者本人的寄生集团。至于依旧流散在旧都或其他州县的贵族残余，也会因税收制度的垂直下降而失去基层掌控力。加之取代他们的行政官员本身也享有非产权性质的土地，足以对传统的封建庄园式经济模式起到瓦解作用。
即便如此，这轮改革的大部分红利，都不可能跳出皇帝与核心跟班们的私人腰包。由于是着重整顿北魏内部的上层政治建筑，所以改制后的重要职务依旧由鲜卑贵族们把持。至于他们究竟祭拜什么神祗、说带有哪种口音的官话，都不是该层面的决定性因素。原先的汉魏世家后裔，仅有少数能以幕僚或附庸身份加入，丝毫谈不上是文化融合所带来的“颜色革命”。
北魏帝国前期的 鲜卑军事贵族
六镇兵变的真正受益人
留在北方六大军镇 依旧被允许保有旧俗
由于魏孝文帝改革的初步成功，整个鲜卑帝国的上层开始出现剧烈分化，直接形成南北两大政治集团。分别依附在他们麾下的广大胡汉人口，也因此而过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其运作原理大都基于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态势，同样与人种、血统或文化载体没有必然联系。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也最终酿成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六镇兵变。
作为北魏帝国的武力基础和龙兴所在，以山西平城为核心的六大军镇，基本没有收到魏孝文帝改革的直接冲击。由于内部包含有源自不同部落的贵族后裔，还夹杂着前来投效的羯胡、匈奴、乌孙、羌氐等蛮族成分，自然对南迁远亲们的表现大感失望。但因为肩负着抵御柔然、高车等境外游牧势力的 重任，所以被暂时允许保留旧俗，以便维持主力野战军团的固有能力。军官所能享受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却在不断下滑，并逐步为洛阳方面的优渥享受者们轻视和鄙夷。
墓室壁画上的鲜卑军事贵族形象
但仅仅依靠这些差异，还远不足以引起各镇的主动叛乱。反而是当初选择从他们当中逃离的宫廷世袭，在不断用各种方法加速矛盾彻底激化。从力主改革的魏孝文帝起，洛阳方面就故意对六镇贵族们施以歧视性政策，压制他们的升迁速度和整体比例。同时还不忘向当地输送大批囚犯充军，严重稀释了先前以部落结构为主体军户，顺带转嫁了直属统治区的经济压力。最终将六镇变成了收纳有大批武装农奴的军事监狱，膨胀到必须找自己算账的糟糕境地。
公元524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因许久不发不到口粮而陵聚众起兵。由于类似的情况在六镇之中普遍存在，所以很快就在附近多出地点引起广泛共鸣。以至于每当有忠于洛阳宫廷的官军成功弹压，都会立刻发现类似的暴动在另一头悄然兴起。倘若因交战不利而遭败绩，则蜂拥加入起义的军户人口将进一步完成加速抱团工作。不少原先的高阶军官往往因不愿合流而遭清洗，腾出的权力空缺也会立即被推荐出来的新人代替。北魏当局一度为缓和矛盾，允许停止军事行动的六镇人口南下，暂时安置到河北三州就食。结果反而造成更大面积的认为灾荒，并且让起义军的规模得到长足扩张。
北魏六镇的具体分布位置
显然，早就大举南迁的中央系鲜卑贵胄，对于六镇军区的动乱没有任何办法。尽管早年就为宫廷卫队和直属部队提供过良好待遇，却无法减缓这些内调兵马的战力衰竭。以至于为解决六镇叛军，不得不寻求死敌柔然协助。邀请对方趁前沿空虚之际，南下背击曾拱卫自己的军镇所在地。但游牧民族的军事行动只能起缓解作用，根本不可能彻底平息所有叛军。于是，像这种长期处在第三方状态的边境酋帅，就终于等来了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
事实上，迅速靠乱世完全崛起的尔朱荣，就来自那些举族投奔帝国的番兵势力。其中的早期成员，往往是鲜卑人建立政权之初，就以加盟或临时联合的方法入伙。晚期成员则大都是洛阳方面削弱六镇实力的结果，主要被招募来用于填补战力空窗。加之始终和边界外的远亲保持互动，所以更容易在商业等流通领域具有优势，内部成员的财力和富足程度远胜其他普通军户。与之合作的主要对象，也基本是早就分封各地的鲜卑贵族家庭。这就导致酋帅们普遍不希望看到北魏江山的就此陨落，也对皇室削弱其主要客户群的做法异常不爽。最后，六镇兵变的性质失控，也在各领域内损害了这些真正实力派的切身利益。
靠乱世才崭露头角的 尔朱荣
河阴之变
尔朱荣的家族 来自中亚北部的斯基泰蛮族
公元526年，也就是六镇兵变的烽火延烧到黄河北岸前后，拥有世袭领地的尔朱荣终于粉墨登场。其家族是早年就投奔北魏帝国的羯胡分支，拥有一定的斯基泰中亚血统，又在草原上作过匈奴治下的别部，自然能边境两头的特殊关系。商业关系网甚至可以直达河中，与康居牧民或粟特绿洲城市攀上亲戚。
所以能成功聚集起大量财富和人脉声望，并借助区域内的混乱局势，迅速团结到大批来自羯胡、鲜卑、匈奴、柔然和汉家豪强。骨干成员更是包括高欢、贺拔岳、侯景和宇文泰等日后大名鼎鼎的头面人物。整个集团都以商业合作关系和封建武力效忠为纽带，并因此收获了非常形象的称号—契胡。
契胡集团在对抗六镇叛军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完成个人集团的初步架构建设后，尔朱荣便高举起忠于北魏王朝的大旗，不断率军从北面袭击六镇旧部。由于麾下部众都是真正能打仗的狠人，又有较好的财力基础进行供养，立刻在同破落军户们的战斗中锋芒毕露。毕竟，中世纪大部分阶段的军队战力，主要仰仗部队中的精锐骑兵。那些被迫揭竿而起的六镇旧部，许多都因家道中落而无法增添马匹、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加入更多濒临破产的失地农民后，彻底沦落为靠整体数量和短暂士气撑场面的暴乱队伍。对付能力欠佳的北魏中央军都稍显吃力，面对精英荟萃的契胡就更加难有胜算。
到了公元528年，契胡集团已基本取代六镇，变身为鲜卑江山之下的最大军政。当初的帝国龙兴之地平城，也自动变成尔朱荣的区域总部。但基于前文已分析过的利益纽带因素，这些阶段性胜利的成果显然还不足以让众人满意。于是，一场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大型血光之灾，便悄然降临到那些躲在洛阳的南迁鲜卑贵胄头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洛阳城复原模型
次年4月，尔朱荣率领精锐的契胡大军长驱而入。绕过尚在六镇叛乱者控制的区域，直逼黄河以南的都城洛阳。在提前与之密谋的鲜卑贵族元勰帮助下，迫使守城的近卫军不战而降。接着又发现自己原本要效忠的孝明帝被毒杀，便拥立元子攸为新任君主，并将当初邀请柔然骑兵南下的胡太后等竞争者都丢入黄河送葬。
为了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又在他人建议下传唤满朝官员到城北的河阴祭天。最后派2000多名骑兵出场，将这些随韩孝文帝南下的贵族后裔全部屠杀。
尔朱荣的被杀 还促成了北魏帝国的东西分裂
此后数年，成为皇帝拥立者的尔朱荣，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平定六镇叛军。支撑契胡集团的贸易路线，也随者南北交通线的畅通而重新得到恢复。但同为收益人的元子攸却很快站在恩主的对立面上。为了能重现魏孝文帝改革后的个人集权气象，不惜亲自上场实施暗杀，从而终结了尔朱荣充当超级权臣的终极梦想。
于是，诸如高欢、宇文泰等重要部将，也纷纷效仿老上司的登顶计划，分割契胡部队并拥立各自能掌控的傀儡君王。至此，北魏王朝的鲜卑江山便彻底走向没落而永远无法再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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