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中，李鸿章的争议是最大的。一方面他创立北洋、力推洋务，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 他任人唯亲、打击异己，为人诟病。究其原因，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维护手中的权力。
若没有大权在握，李鸿章又如何能办洋务、建海军？但是，为了权力，李鸿章又排斥异己，阻止政敌发展洋务，最终自食其果，在权力的争夺中葬送了亲手组建的北洋海军。可见，权力这把双刃剑，在李鸿章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01，政坛不倒翁
笔者是合肥人，每次去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散步，都免不了要去街边的“李府”看一看。每次参观，我都会想起府邸主人的《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府”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府邸，一般人很难想象，如此权倾天下，又被人视为大贪巨腐的人，他在老家的府邸居然就那么一小块。
李鸿章早年投笔从戎，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屡建奇功。
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事实上成为曾国藩的接班人。晚年入直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四十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
慈禧曾将他称为“再造玄黄之人”。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将他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可见李鸿章的不同凡响。
事实上，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任何力主向西方学习的人都会承受着巨大的外界压力。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䜣，就是因为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常和洋人打交道，而被当时社会各界称为“鬼子六”。
皇帝尚且要饱受上下官员的责骂甚至是辱骂， 就更不要说李鸿章了。李鸿章仕宦生涯中唯一遭受的挫折可能就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自己又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一度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
那么，李鸿章又是如何在波诡云谲的晚清政坛上叱咤风云四十年之久的？有人认为他善于钻营，能得“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喜欢；有人认为他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扶持，认为他是列强侵华最好的代理人；有人认为他心理素质过硬，就像他自己写的一副对联那样“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所以才能屹立不倒……
其实，在笔者看来，李鸿章成为政坛不倒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实力。只要手上掌握着绝对的资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奈他何。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他促成取消了北洋大臣的独立职位，并使之成为一个由直隶总督兼任的职位，以此巩固自己的势力。
02，清廷的妥协
咸丰元年（1851 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事，掀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不到一年，这场农民运动便席卷半个中国，一度将大清帝国推向灭亡的边缘。如果不是汉族官绅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团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那么江山恐怕早已易主。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被剿灭以后，清王朝的大一统已经名存实亡。中国东 南的富庶地区如两江、闽浙等，都被汉人为主体的湘军、淮军系统所把持，清朝皇室已经没有多少发言权。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似乎已经有了两个政权系统，一个是慈禧太后主导的“中央政府”，一个是李鸿章主导的直隶“北洋政府”，可能后者的实际权力比前者还要大。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曾评论李鸿章：“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儿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最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观察局势变化。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而慈禧太后手下能够制衡李鸿章势力的，只有一个掌控华中的张之洞，而张之洞未必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
湘淮军工集团控制内地至少三分之二的地区，清廷无力控制， 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地方财政税收大多不上缴中央，曾代表户部在各省征收赋税的布政使无人问津。
传统的田赋和杂税虽然还由布政使掌管，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整体衰落，以及土地兼并等问题的出现，这些税收金额已经没有多少。
▲中法战争时期的淮军
而同时代的日本，田赋占政府岁入的94%，直到19世纪末依然占到50% 以上。这使得日本的明治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中央的统治，无须看地方的脸色，可以有效率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
晚清真正的大额税收是厘金，而这些钱基本上都被地方留用了。根据中国近代史学者罗玉东先生的估算，晚清实际征收的田赋和厘金，可能只有20%～25% 上缴给了中央。
清廷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做出很多尝试，比如加强中央对鸦片商的控制、减少官员的薪俸、征收高额罂粟税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往往收益微小，而且也极不可靠。
加上慈禧太后也不像道光帝那样“勤俭节约”，生活奢侈无度，更加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糜烂。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总是陷于财政上的窘迫境地，有的时候不 得不向外国借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宗棠西征，清廷拿不出钱， 只好向通商口岸的外国商号借债。
由于财政制度已衰败，清廷无法有效行使中央权力，只得坐视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做大做强。李鸿章通过有策略地安排丁日昌等亲信作为代理人，几乎独掌了大清帝国北半部的外交、海关税收、武器生产等大权。
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朝廷其实根本无法驾驭李鸿章，只能重用，以此来维持形式上的统一和皇家表面上的威权。
李鸿章也懂得投桃报李，尽管他手握当时中国最精锐的海陆军部队，要颠覆清 廷的统治易如反掌，但他选择了对慈禧太后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从未想过取而代之。
对于这一点，清廷统治集团当然心知肚明。就这样，中央政府与“北洋政府”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妥协关系。
▲北洋军
直到清廷鱼烂河决之时，李鸿章也依然没有选择去打破这种合作、妥协的关系。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万一两宫殉难，政局大乱，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李鸿章大总统”的方案，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而孙中山的老师何启也曾建议李鸿章留在广东，与兴中会等革命党合作建立共和国，“割据两广，叛清独立，自任总统”。
然而，李鸿章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依然选择北上去收拾慈禧太后留下的烂摊子，与八国联军展开屈辱的谈判。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到北京， 全无谈判筹码，只得与各国签订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李鸿章为了维系这份微妙的合作、妥协关系，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03，李鸿章的心法
由于很早就见识过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李鸿章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 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 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复王壬秋山长》
这段话是他立志以洋务运动来拯救国家的真实心理写照。
为此，他积极推动以“自强”为目标的中国近代工业化之路， 为此不惜与各种守旧势力展开斗争。例如，同治十年（1871 年）末， 内阁学士宋晋上书清廷，抨击洋务派官员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糜费太重”，建议立刻裁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及附属学堂。
当时李鸿章挺身而出，联合曾国藩、沈葆桢及左宗棠等洋务派封疆大吏为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辩护。
李鸿章上奏皇帝，提出 “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兴立，终不得强矣”。最终，他取得了胜利。
但是，李鸿章推动洋务运动，也不是仅仅为了救国救民一个目的。他深知创办新式工业项目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地方权力，巩固自己说一不二的地位。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光绪七年（1881 年），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策划修建唐胥铁路。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解决开平煤矿运输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限制了煤矿的发展。开平煤矿所产原煤，主要销往天津。唐山距天津约240 里¹，原煤从陆路运往芦台，然后改为水路，从大沽口入海到天津，运费高，需时长。如果从唐山至芦台修建铁路，用火车运煤，定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
强京畿地区的防卫。然而，他的实际打算是日后把唐山铁路伸至山海关。如果这一计划实现，李鸿章就能将东北地区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提出建设津通铁路，真实目的也是获取经济收入，来支持铺设山海关方向的延伸部分。
▲唐山车站
中央政府的部分官员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把铁路延伸到京畿， 虽然有助于快速调军进入京城，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军队大部分是效忠李鸿章的。
不过，李鸿章最后依然取得了胜利，光绪十七年（1891 年）四月，清廷照准，并将建设卢汉铁路的200万两资金拨给了他。
另外，李鸿章在几乎所有的自强项目中都安插了亲信，不管这个亲信是否真的有能力来主持项目。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任命自己的嫡系、淮系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
近代海军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军种，指挥军官需经多年的专门训练，而丁汝昌几乎不懂海军，更要命的是，他也没有很强的学习欲望，领兵十五年始终未能认真学习海军业务。
他的心思用在了其他地方，比如在刘公岛上起盖铺屋出租，收取租金；甚至“与方伯谦同溺一妓，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丁百计经营无能如愿”，闹得鸡飞狗跳。
▲丁汝昌（右一)
虽然丁汝昌一百个不胜任，但是他忠于李鸿章，李鸿章放心地把北洋海军交给了他。此时，李鸿章考虑的是牢牢掌控这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作为自己呼风唤雨的政治资本。
他在临死前说：“洋人讲势不讲理。”“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事实上，正是他过度的掌控欲望，害了北洋海军。
▲北洋海军
在经济上，李鸿章任用亲信盛宣怀，控制着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
光绪十八年（1892 年），盛宣怀更被李鸿章任命署理天津海关道，该机构于同治九年（1870 年）应李鸿章的要求而设立，负责洋务、防务和关税征收。
盛宣怀对李鸿章感恩戴德，立誓效忠，“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通过盛宣怀的机构，李鸿章控制了向京师供应物资的主要口岸的商务和收入。
可以说，李鸿章通过盛宣怀掌控了朝廷在京畿地区的经济命脉，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威权。
反过来，李鸿章也一直对中央政府要自办洋务的计划虚与委蛇。
同治四年五月，慈禧命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设机器局，要求李鸿章协助为天津方面仿制和购求机器，目的就是建立由满人勋贵直接控制的新式军工企业，打破汉族官僚的垄断，借以扭转朝廷外重内轻的局面。
李鸿章看穿了慈禧的真实用心，“隐寓防患固本之意”，故态度敷衍。他先说崇厚是外行，“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又说一时半会儿搞不定，“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最后拖了很长时间，眼看实在是拖不下去了，才慢慢吞吞地帮助崇厚筹办。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李鸿章抱怨：
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必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复朱九香学使》
但是从慈禧太后积极筹建天津军火机器总局一事来看，“秉钧执政”并非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顽固守旧，不愿“师夷长技”。相反，李鸿章对于中央政府的洋务计划却敷衍塞责。
正是靠着紧握手中的实力，李鸿章才能一直站在风口浪尖，成为大清帝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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