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石峁村的一处山峁上，自1976年考古发掘以来，石峁的遗址规模已达425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已知的史前最大城址，年代跨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
石峁古城一经发现，就被一众考古学家冠以“石破天惊”“横空出世”式考古发现。
这不仅在于石峁古城拥有宏大的建筑规模、多层结构的社会组织体系，更在于其在历史文献上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却成为中国上古史当中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BUG级存在。
首先，石峁拥有内外两道石墙环绕，内部使用了纤木支撑，城墙上还有马面、角楼形成交叉攻击，南北墩台长度均超过20米，宽度超过15米，高度则在5米以上，每个墩台都可同时容纳50名以上士兵，夯土墩台外还使用厚度超过1.3米的石块包裹，城门处设有瓮城，两道城门间道路曲折，弥补了城门处的防御薄弱。
这种规格的军事防御体系，即使放在使用前装滑膛炮的明朝都可以算得上是“铜墙铁壁”，何况是在距今43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彼时，夏朝尚且还未建立，那么石峁人究竟是在防御谁呢？
其次，石峁的起始年代略晚于晋南的陶寺遗址，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石峁和陶寺形成了双峰并峙的格局，成为黄河中游最早具备国家雏形的两个超强聚落。但到陶寺晚期时，陶寺的大型建筑被毁，大墓遭到人为破坏袭扰，考古证实，陶寺的衰败与石峁文化的暴力入侵和强势渗透存在直接关联。
换言之，被公认为是尧都的陶寺遗址，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遭遇了石峁人的武装入侵。但到了公元前1800年左右，强大的石峁也走向衰亡。继之而起的，是豫西崛起的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址，在二里头二期以后，二里头文化扩展到了晋南、陕西东部、河南大部和湖北湖南，终结了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成为涵盖中原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共同体，这表明，二里头的确整合出了一个王权共主的新型国家体系，印证的正是文献中所提到的夏朝。
可见，石峁所处的年代空间横跨在唐尧和夏朝之间，其远超尧都和二里头夏都的规模和宫殿建筑群，决定了石峁绝非是上古文明“满天星斗”背景下的一个普通部落方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研究中国上古史，石峁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
那么石峁在华夏上古史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石峁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
目前考古学界对石峁古城族属的判定焦点主要集中在“黄帝居邑说”和“夏朝早期都城说”两个层面。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推测，都会对黄帝和夏朝构成质疑。
众所周知，黄帝的生存年代纵然不一定在5000年前，但早于尧舜禹时代却是从古自今的共识，如果起始年代略晚于陶寺并将陶寺集团灭亡的石峁是黄帝都邑，那么无疑会颠覆先秦以来的认知，即黄帝是晚于尧的人物。
同样，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其扩展和蔓延整个中原地区，形成广域王权的时间节点是公元前1800年，承接的刚好是石峁衰亡的时间点。
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夏朝的上限是在公元前1800年。早于这一时间点的，事实上属于夏后氏部落或方国性质，而非夏朝。所以，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朝的兴起，而非夏朝走向衰落的中晚期。
如果石峁是夏人早期都城的话，也就意味着，方国时期的夏反而比王朝兴起时期的夏都城规模更大，所掌握的军事防御建筑技术和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也更多，这一矛盾之处很难将石峁和二里头建立继承关联。
石峁对于二里头而言，更像是华夏文明多元归一视角下的贡献者之一，而非其诞生的母体。
古DNA捕获新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也为我们理出了头绪。
根据吉林大学生命科学科研团队的研究显示，石峁遗址非祭祀坑提取的两例父系古DNA分别为C2e1b2（C系南支，在现代汉族占比10%）和O2a2b1a（现代汉族主流类型），母系线粒体DNA则分别是G2a1（华北偏西）和D5a2（华北偏东），这表明，石峁古城当时生活着至少有农耕和游牧两个不同部族，这也与考古发现相吻合。
石峁人源自南方人群的北上（仰韶人），其基因在现代汉族中的高频，又表明石峁此后重新南下参与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并一度成为历史长河的胜利者。
中科院古DNA实验室的研究则显示，在9500年前，南方人群和北方人群基因出现分化，8000年前时，南北方人群基因出现双向影响（交流融合），但到4000多年前时古南方人群基因比例下降较多，古北方人群成分占据主导，这意味着，在石峁所处的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大量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群向南迁徙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考古学视域，石峁出土的陶器已经证实与西伯利亚欧亚草原的陶器不存在任何联系，但石峁所出土的牙璋却被二里头所传承，并成为了夏文化的标志物。
综上可知，石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在体质人类学上与陶寺更为亲近，其超强的防御体系主要是为了防御东北方的族群（欧亚游牧族群），并在此后上演了与陶寺的“南北朝时代”，此后一路南下，直接参与了夏文明的创立。
中国的上古文明远比史书记载的要丰富和精彩的多，其呈现出的中华文明起源面向更为复杂，石峁就是石峁，它完全算的上是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填补的未知空白，而绝非仅仅是印证史书记载的地下证据。
如果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重大考古发现去和古史传说体系对号入座，非说它是黄帝都邑或者夏都，就会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死循环，反而忽略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原貌。
毕竟，真实的历史远比史书要详实得多。夏朝之前不一定存在一个广域王权的朝代，但却一定存在一个多元归一的大时代，而这个时代才是国家真正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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