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两个故事,背后是中国的两条权力线

一、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了两个故事,都很有代表性,今天继续扒开聊一聊。

第一个故事来自《晋世家》,说的是晋灵公骄横淫逸,经常在天台上用弹弓射路人,路人躲避不及,晋灵公就笑得合不拢腿,和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

权臣赵盾劝晋灵公做个人吧,晋灵公不听,反而请赵盾喝酒,准备让刀斧手在酒席上做掉他。幸亏赵盾遇到贵人,帮忙拦住刀斧手,跑路了。

赵盾拼命向国境线飞奔,想到国外寻求政治庇护,结果跑到半路,突然传来消息:“别跑了,晋灵公死了。”

赵盾不敢相信:“咋死的?”

信使告诉他:“你弟弟赵穿杀的。”

赵盾松了一口气,这下不用死了,回去继续做执政权臣吧。但是等他回去才发现,晋国史官董狐已经写下五个大字:“赵盾弑其君”,并且在朝堂上公布出来。

董狐的做法,相当于让赵盾社会性死亡,对于执政权臣来说,这比杀了他都难受。

赵盾不甘心受舆论制裁,便在朝堂上说:“晋灵公是赵穿杀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董狐怒了:“你是晋国正卿,只要没出国境线,永远是晋国的臣子,现在回来继续执政却不杀赵穿,岂不是和凶手穿一条裤子?”

赵盾无语,这口黑锅算是背上了。

第二个故事来自《齐太公世家》,说的是齐庄公和权臣崔杼的老婆通奸,还顺手拿了崔杼的帽子送给别人,这可缺大德了,相当于明明白白告诉别人:

“寡人能进崔杼的卧室,那是谁让我进去的,你们猜?”

崔杼不能忍,请病假不上班。

齐庄公也心大,假意上门慰问下属,实际上想和崔杼的老婆逍遥快活,简直是蹬鼻子上脸了,结果被崔杼的门客围在院里,杀了。

对于这种人只能说一个字:该。

崔杼杀了齐庄公,终于和赵盾一样,体会到什么是社会性死亡。因为齐国史官也写了五个字:“崔杼弑庄公”,并且告诉崔杼,我就要这么写,你改不了。

崔杼对史官的宣判非常不满意,一刀砍死史官,找史官的弟弟重新写,结果写出来的还是“崔杼弑庄公”,崔杼再杀,找史官的三弟来写。

史老三正襟危坐,面对崔杼的大刀,在竹简上写了五个字:崔杼弑庄公。

这下崔杼也无奈,你们是真不怕死啊。

算啦,我认了。

1700年后,文天祥也把两个故事写进《正气歌》,并且凝练成两句话: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可以说,古代文人对董狐、齐太史的做法非常认同,认为每个有骨气的文人,都应该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用文字引导舆论,对权贵进行审判。

那就有个问题:

文人和史官为什么不怕死,权贵为什么对舆论宣判无可奈何?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文人和权贵的背后,是两条不同的权力体系,文人的背后是道统,权贵的背后是政统。

道统是国家的最高价值观,政统是国家的最高世俗权力。

正因为掌握了国家最高价值观的解释权,文人史官才敢理直气壮的说,权贵是粪土。

而权贵要是敢越界篡改历史,绝对要被其他文人口诛笔伐,即便骂不死你,也能把你气出高血压。

当然,董狐和齐太史的年代,并不知道什么是道统,他们只知道自己做为史官,拥有“礼制”等价值观的解释权,可以褒贬权臣,写什么就是什么。

直到晚唐的时候,韩愈在《原道》里提出“道统”的概念,并且给中国道统写下家谱,也就是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最后传到孔孟之手,核心就是仁义道德

韩愈其实是把中国数千年秘而不宣的东西,全部提炼到儒家的框架里,然后把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囊括进来,彻底意识形态化。

于是董狐、齐太史、司马迁,自然是中国道统的一部分。

到了宋朝,朱熹在韩愈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把中国道统的源头上溯到伏羲和炎黄,并且让程朱理学接了孟子的班,成为中国道统的正宗。

从此以后,一条文化传承脉络就固定下来了。

中国文人只要承认“仁义道德”,就是认可了中国道统,而道统也赋予他们价值观的解释权,可以怼天怼地怼皇帝,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这种权力够不够大?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两个故事,背后是中国的两条权力线

二、中国的道统和政统,也就是价值观的解释权和国家政权,原本是合二为一的。

上古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到周公,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世俗社会的道德圣人,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可谓是言出法随,基本没人能对他们说三道四。

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礼乐崩坏,国家的统治者只顾打仗占地盘,再也不能承载圣人的光环。

于是道统从国家政权中分离出来,流落到民间文人的手里,具体来说就是孔孟,以及继承孔孟的儒家文人。

是的,儒家文人才是道统的继承人,才有国家最高价值观的解释权,农民、工人、商人和皇帝都没资格参与这件事。

哪怕你富可敌国,哪怕你权倾天下,也只能在国家政权里谋生,也就是属于政统的权力体系,道统和话语权是万万不能染指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人不在乎穷富,甚至标榜什么君子固穷。

因为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权力体系,做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文人就是没有加冕的土皇帝,最可怕的是,国家政权默认了文人的独特地位。

即便文人们不停往家里捞钱,却能理直气壮的说,我对钱没有兴趣,我从来没碰过钱。哪怕是穷的叮当响的酸秀才,照样可以鄙视坐拥万亩良田的土豪。

是啊,我骂你就是代表圣人审判你,写一篇文章就让你遗臭万年,你能奈何?

有资本就能挺直腰杆。

不害怕就能理直气壮。

所谓的文人风骨,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由于道统在手,古代文人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势,他们可以隐居乡野,不参与国家建设,但能议论国家大事,甚至为民请命,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山中宰相。

他们也可以入仕做官,要求国家和人民,按照儒家的价值观来做事,一旦越过红线,文人们就能批评监督。

这就有了两个结果:

其一是儒家文人高高在上,终极理想是做帝王师,用天然的价值观解释权,指挥帝王处理国家政务,间接让国家按照他们的意支运转。

其二是道统有权监督政统,也就是儒家文人可以监督批评政府。在这种语境里,骂政府和权贵就是政治正确。

比如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然后写了32首乐府诗,把大唐全方位无死角的喷了一遍。

那首“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的《卖炭翁》,就是白居易做喷子时的代表作。

白居易当然是为人民说话,但反过来看,不正是用道统批评政府吗?

谁敢说白居易做的不对?

可如果政府做了好事,绝大部分文人不会歌功颂德,而且要挑毛病说做的不够好,哪里还需要改正等等。

要是哪个文人给政府唱赞歌,虽然其他人嘴上不说什么,估计心里就要鄙视了:

原来是六扇门里的朝廷鹰犬啊。

现在也一样,民间文人给政府点赞,必然有人骂他是叼飞盘,可要是把slogan改成“只为苍生说人话”,气场马上两米八。

这些都是老传统了。

归根结底,政统掌握国家的世俗权力,负责国家的日常工作,道统掌握国家的隐性权力,属于精神上的制衡,让权贵们有所顾忌。

两条权力线对立却统一。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两个故事,背后是中国的两条权力线

三、自从春秋战国以后,道统和政统从来没有真正融洽过,不是在撕逼,就是去撕逼的路上。

因为儒家文人想做帝王师,用价值观的解释权领导国家进程,而皇帝和国家政权却想压服文人,让他们做皇权的驯服工具。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

历代王朝初期,开国君臣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具有天然的权威,能把儒家文人收拾的服服帖帖。

此时的国家政权非常稳固,皇帝说什么是什么,反对的声音也有,不过没什么用,开国皇帝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儒家文人。

但是国家政权稳固的背后,便是文艺凋敝,包括绘画、诗歌、文学以及哲学思想等等,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传世之作。

大家仔细想想,汉初、宋初、明初有什么非常牛逼的文艺作品吗?

想不起来吧。

哪怕是唐诗,贞观年间有不少优秀作品,可是和李隆基的盛唐相比,恐怕也要逊色不少。

原因就在于政统压服道统,儒家文人的腰杆子被打折了,再也没有怼天怼地的资本,也就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

而在王朝中后期,则是道统压服政统。

因为在和平年代,开国君臣逐渐凋零,国家政权的战争权威也在褪色,而文人用知识做敲门砖,进入国家政权做官,逐渐替代了国家的天然股东。

此消彼长,可不是儒家文人的话语权大了嘛,那些“仁义道德”的价值观,又能用来领导皇帝和国家政权了。

正是从王朝中后期开始,传世的诗歌、文学和绘画,都从全国各地冒充出来了。

其中部分原因是经济复苏,人民对文艺作品的需求增长,另一部分原因便是儒家文人没有制衡,开始放飞自我了。

文艺这个东西,非常讲究精神状态。乞丐写不出优秀的小说,996的社畜没心思听音乐会,只有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才有闲工夫研究艺术。

大家可以看看周围懂艺术的人,几乎没有穷人家的孩子。

国家进程和个人命运,其实都一样。

而且硬骨头的名臣、谏臣,往往出现在王朝中后期,尤其是以“文人风骨”著称的明朝,海瑞、杨涟等硬骨头比比皆是,背后的逻辑便是道统逐渐占了上风。

要是在朱元璋的时代,海瑞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估计刚出道就结束了。

到了王朝崩塌的乱世,文人彻底放飞自我,没人管了。

乱世丰富的素材,再加上宽松的环境,让文人可以自由创作,而不必担心审核不能通过。

比如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的王谢风流和兰亭序、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号称黄金年代、民国有不理蒋介石的大师们。

总之。

政统压服道统的时候,国家强盛万国来朝,人民的生活有安全感,代价就是活的不轻松。

道统压服政统的时候,人民活的轻松了,却要面临阶级固化和剥削,而且国家也走在下坡路,说不定什么时候乱世就来了。

这就是硬币的正反面,不管怎么选,都有利有弊。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了两个故事,背后是中国的两条权力线

四、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清理旧社会留下的残渣。

国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出兵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而在文化方面便是废掉儒家的统治地位,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国家的价值观。

这就彻底断了儒家文人的道统,也废掉他们做“帝王师”的梦想。

原因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儒家文人的特殊地位,来自儒家价值观的解释权,现在新中国不用儒家的价值观了,你能解释什么?还如何间接领导国家的进程?

旧文人又能做哪门子的帝王师?

新中国不仅把地主买办的经济地位废了,连同儒家旧文人的精神地位,也一起废掉了。

那国家价值观的解释权属于谁?

属于党组织嘛。

党组织和国家政权是政统,又从苏联引进马列主义,并且产生了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替代儒家成为中国的道统。于是在尧舜禹汤和周公之后,中国的道统和政统重新合二为一。

毛主席就是继尧舜禹汤之后,政道合一的集大成者。

他是党政军的主席,又是白手起家的开国领袖,属于当之无愧的政统颠峰。而且他还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价值观,相当于重塑中国道统。

这不是集大成者是什么?

毛主席在世的年代,不仅是国家领袖,还是精神圣人,于是他有了神一样的地位,犹如儒家文人笔下的尧舜禹汤。

正所谓政统在此,道统也在此。

正因为新中国的价值观,来自于党的价值观,那么价值观的解释权,必然属于党组织,民间文人是没资格参与的。

所以中国文人想出人头地,必须进入体制内,用国家财政供养起来,那些在体制外修野狐禅的文人,除了写文字赚点钱,基本不会有大出息,起码不能和古代文人的地位相提并论。

但是有些文人,明明没有价值观的解释权,更没有“自古以来”的道统加持,却想学古代名臣指点江山,就显得底气不足。

于是在欧美比中国强大的年代,他们去欧美找了一个野爹,引入一套欧美国家的价值观,并且牢牢掌握了这套价值观在中国的解释权。

这些人就是臭大街的公知,也叫文化买办。

公知最尴尬的地方也在这里。

中国的价值观不需要他们来解释,儒家被废除以后,他们又没有可以解释的东西,而他们信奉的价值观,解释权在欧美国家。

公知们翻来覆去,其实是嚼别人的二手饭。

他们想和古代儒家文人一样,高高在上指点江山,却不知道前辈站过的天台,已经塌方几十年了。

为什么说公知必然消失?

因为公知是无根的浮萍,可能活跃一段时间,但和古代儒家文人相比,是不可能持久的。

中国最大的根,是党组织和国家政权。

那就有一个问题,以前的道统可以制衡政统,文人可以批评政府,才让拥有政统的国家政权有所顾忌,现在政统和道统合二为一,是不是太厉害了?

也不是。

国家政权夺走的,只是价值观的解释权,并没有夺走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权。夺走批评和监督权的标志,是彻底封死人民说话的途径,可现在并没有封死。

尤其是近些年互联网通讯发达,每次出来郑爽代孕、敦煌毁林等社会热点,批评监督的声音铺天盖地,政府可能会删帖什么的,但不会把说话的口子封死。

再说了,儒家文人掌握道统的年代,和穷苦人民有什么关系呢?

大部分文人只是以为民请命的借口,满足自己的利益。

少部分如董狐、齐太史、司马迁等文人,虽然能用文字批评权贵,但史书流传需要数百年,最大的受益者是后世人民,对当代人民而言作用不大。

现在是国家夺走文人的价值观解释权,不管愿不愿意,批评权和监督权都下沉到普通人民的手里,只要社会的舆论声音足够大,官方就不会忽略。

而这种对立统一的状态,也很符合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的意思:

世界在矛盾的斗争中逐渐前进。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924642878614487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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