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就陷入了长期的战乱，而南方却相对稳定，于是大量的北方世家大族迁徙到了南方，历史上称为“衣冠南渡”。从西晋末年到南北朝，北方人民南迁一共出现了七次高峰。根据《魏晋南北朝史》的资料显示，当时南迁到南方的户籍人口有90万（还有大量的依附民无法统计），大约占据东晋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北方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选择南迁。那么东晋王朝是如何安置这些流民的呢？
人口南迁
这些南迁的成功的百姓，大多数都是以世家大族为首领。而东晋王朝本身也是在北方南渡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因而东晋对这些南渡的士族都采取了拉拢的态度。当时拉拢士族的一个政策就是设立侨州、侨郡。在当时，统一将南迁的流民称为“侨人”，而设置侨州侨郡就是对其士族身份的认同和优待。
当时的士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往往将地望作为士族标记。例如当时十分具有权势的士族有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其地望都在北方。当他们迁徙到南方之后，如果改称为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无法体现其地望、家族的高贵了。而采取设立侨州侨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侨州侨郡的设立早在西晋末年就出现了。永嘉之乱的时候，司马睿南迁，跟随来的有1000多家琅琊人，于是司马睿在建康（南京）侨立一个怀德县。335年，司马睿又侨立琅琊郡，称为南琅琊郡。东晋建立之初，又侨立了南徐州、南兖州、南青州、南豫州，而幽州、冀州等地的侨民较少，因而没有设立侨州，只设立侨郡侨县，并归属于其他侨州管辖。
侨州侨郡的大量设立，造成了东晋地方区域的混乱。例如今天常州一带就出现了10多个侨郡、60多个侨县，这些侨州侨郡管辖的地区狭小，造成了官僚机构的膨胀。有的侨郡甚至没有下设县级单位，“紊乱无纪,名实俱违”。沈约在《宋书》中说“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民单户约，不可独建”。侨州侨郡的大量设置，是导致郡县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侨州侨郡的侨民享受着东晋方面给予的优惠条件，例如有优复特权，也就是可以免除赋役。这个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流民的经济生活尽快稳定下来，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流民南迁。不过随着东晋的统治逐渐稳定，这些免税的特权也逐渐被取消了，开始采取“土断”。
所谓的“土断”就是对侨州侨郡进行了全面的户口清查，以进行统一的赋税征收。东晋先后进行了四次土断。第一次土断发生在成帝咸和年间（326—334），没有具体的记载；第二次土断发生于341年，这次土断将郡县的流民作了区别，当地土著写在黄色户籍上，为“黄籍”；北方侨民写在白色户籍上，为“白籍”。364年，桓温主持了第三次土断，“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成制”。由于之前的土断逐渐取消了侨民的优待，因此许多流民不报户口，或者依附于世家大族。桓温就颁布严厉的法令予以打击。
东晋陶牛车及俑群
桓温的土断做的比较彻底，许多世家大族都遭到了盘查。如彭城王司马玄“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经过这次土断，东晋掌握的户籍人口大大增加了，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充实起来，史称“财阜国丰”，这位后来东晋北伐和击败前秦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四次土断是由刘裕主持的。这时候，已经到了东晋末年，世家大族也逐渐走向了衰落。作为寒门出身的刘裕，自然不会维护士族的利益，反而会加以打击，土断就是其中的一个措施。412年，刘裕开始推行土断。当时会稽四姓中的余姚世族虞亮“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刘裕处以死刑，这可把其他士族吓坏了，史称“豪强肃然，远近知禁”。此后土断就雷厉风行地进行了。后来南朝建立之后，又多次进行了土断。
总体上来说，东晋的侨置政策和土断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在侨置政策下，有利于北方流民的迅速安定，维护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南方经济的开发。当时大量的北方人涌入长江一线，带来充足的劳动力以及技术，加速了南方的开发，使得南北经济总体保持了平衡，为隋唐的繁荣打下一个基础。而土断政策加速了北方侨州士族的衰落，也有利于寒门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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