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秘密刺杀，子弹击穿了他的面部，从左边颧骨射入，深入左眼下方，情况不容乐观。
所有医生都说，必须立刻取出子弹，卧床静养。可是，他却一口回绝：
“国家危在旦夕，促成和平刻不容缓，我怎么能拖延时间以致误国呢？”
次日，他缠着纱布 “舌战群儒”，衣服上的大片血迹，既突兀，又异常耀眼。
他就是李鸿章，这年他七十二岁。
对李鸿章的评价，众口不一。有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有人则认为他是国家罪人。
而我却对他那“运气”的一生，有着无尽的羡慕与同情。
他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是最年轻的安徽籍翰林。
对于“五十少进士”而言，李鸿章比大部分人早了一倍多。
这就意味着，他能比其他人少奋斗二十六年，也有机会比其他人建功立业早二十六年。
总之一句话，李鸿章赢在了起跑线上。
如果说，他此时的学历，靠的是天资聪颖，那么，他后期的成就，则离不开“运气”二字。
《李伯元全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李文忠未达时，常与人言志，文忠曰：“吾愿得玻璃大厅事七间，明窗四启，治事其中。”
李鸿章的人生志向可见一斑。
但在清代的官场，从进士到封疆大臣，平均要三十年之久。如果想尽早实现梦想，有且仅有一条出路——通过战功。
李鸿章在事业上发展的顺风顺水，离不开他的贵人——曾国藩。
其实，李鸿章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曾国藩账下，起初他与曾国藩一样，授命协办团练，一个在安徽、一个在湖南。
可是，李鸿章这次团练办得非常失败。
就在他失意之时，曾国藩的湘军却办得风生水起。于是，李鸿章决定投奔曾经的老师。
开挂的人生由此开启。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通过淮军，名动京师。他有机会出任江苏巡抚，独当一面，全依赖曾国藩的推荐。
其实，这次受推荐，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李鸿章自己的运气。
曾国藩深知上海是国家要冲，不仅粮饷取之不尽，而且能学习到西洋先进技术，最重要的一点，这片新战场是所有人独自建功立业的绝佳机会。
曾国藩第一个想到的，是弟弟曾国荃。可是，曾国荃却执迷于围困天京，不想放弃攻下太平军老巢的首功。
无奈之下，曾国藩转而邀请湘军名将陈世杰，不料再一次遭到拒绝。
于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掉进了备胎李鸿章手中。
太平天国覆灭后，北方的捻军兴盛猖獗。如果说消灭太平天国是湘军的功劳，那么，捻军的消失，则让李鸿章的军事能力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起初，担当镇压捻军重任的，是曾国藩。可是，在第一次与捻军的交锋中，曾国藩大败。
朝廷一怒之下撤换了曾国藩，启用李鸿章。
李鸿章不负众望，大败捻军。老师败给了学生，是李鸿章的军事谋略胜于蓝吗？
不！
李鸿章与捻军作战，采用的仍是曾国藩的战略，可以说，如果朝廷不急于撤换曾国藩，捻军就会跟太平天国一样，败于曾国藩之手。
经此一役，清廷上下皆认为：论军事才能，李鸿章高于曾国藩；论作战水平，淮军胜于湘军。
“天津教案”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生的耻辱，至死也未能忘怀。但对于李鸿章来说，恰恰相反，是他走向巅峰的又一块垫脚砖。
曾国藩督办“天津教案”时，可以说是犯了众怒。不仅中国政府与民众怨声载道，就连法国公使也不买账。
李鸿章接手后，恰逢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人自顾不暇，当然不会在“天津教案”上死磕，因此不了了之。
从此，职场新人李鸿章一跃成为晚清重臣，身价远超曾国藩。
但如果说，李鸿章的升迁单凭一己运气，那就是管中窥豹了。
湘军中人才济济，而曾国藩却独选他来接班。可见，李鸿章的才智与人品足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一言以概之，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也许是前半生过于顺风顺水，李鸿章的“运气”渐渐开始走向相反的一面。
甲午中日海战，是李鸿章一生的转折点。
瓦特蒸汽机的发明，苏伊士运河的通行，使得欧洲与东方之间，没有了距离障碍，通商也越来越频繁。
在上海当巡抚的这几年，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李鸿章开阔了眼界，他深知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天朝上国”，迫切需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谋求自强。
于是，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了他后半生的信念。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为了跟上时代步伐，那么，创建北洋水师的理由，则更直接：御侮。
1874年，日本假借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出兵侵台。并要求取得与欧洲国家相等的在华权利。
藩属之国，变为帝国，李鸿章为之愕然。北洋水师应运而生。
朝廷对李鸿章看似有求必应，其实大部分官员，就连慈禧，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表面支持的背后，是围观看热闹、等着看笑话的心态。
李鸿章建设海军有种不顾一切的劲头，他的用心很快得到了回报，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八。而日本的排位，仅为世界十六。
不对啊！强弱悬殊如此之大，为什么中日海战，中国还会惨败？
世界海军军备日新月异。李鸿章深知，此时正是快速巡洋舰的天下，急欲购之。可是，举国上下反对声一片，李鸿章只得放弃。
最后，这支舰艇被日本买走，成为了海战中击败我军主力舰的吉野号。
是不是觉得很讽刺？
更夸张的是，甲午战争前夕，朝廷突然宣布，太后六十大寿需要用钱，海军停购舰艇两年。
李鸿章自知不足以与日军抗衡，因此主和。但是，慈禧与光绪却拿出了“要战即战，区区小国不足挂齿”的态度。
主站派趁势怂恿皇帝撤换李鸿章，甚至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将他正法。
李鸿章向皇帝上了道密折，声泪俱下地痛陈自己不得不主和的原因。
然而半个月后，海战还是打响了。结局大家都知道，北洋水师惨败。
朝廷认为，李鸿章要承担全部责任，摘掉了他的三眼花翎，剥下了黄马褂，并贬去治理黄河了。
海战失利，李鸿章痛心疾首，几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难道这个责任应该由李鸿章独自承担？
那些不明就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战派呢？
那些表面支持，却等着看笑话的围观者呢。
那些“不给马儿草，却要马儿跑”的当权者呢？
我觉得，梁启超的说法很是公允：“李鸿章以一人战一国。”
经此一役，丧权辱国的条约纷沓而至。虽然合约人不停地变更，但我国的代理人却始终如一——李鸿章。
卖国贼的帽子一直随他走进棺材，至今也未曾腐烂。
战败的条约，势必丧权辱国，不论谁去签，都是“锅里的黄鱼，两面煎”，里外不是人。
七十多岁的李鸿章，只身跳进了这个泥淖。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奠定了李鸿章后半生“卖国贼”的基调。
台湾民众甚至发出了“江湖追杀令”：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管是李鸿章本人，还是他的子孙、兄弟子侄，只要在街上、客栈、府衙遇到，一律悉数歼灭，以慰祖宗在天之灵。”
签约时，李鸿章到底做了什么不可饶恕之事，要惨遭“灭门”？
李鸿章深知，此次谈判是个持久战，停战之事却迫在眉睫。
但伊藤博文却开出条件，要以天津、大沽、山海关来交换。
李鸿章听后大惊，他以天津是通商口岸、牵扯多国利益为理由，打消了日本侵占的念头。
可是，伊藤博文依旧贼心不死，又把眼睛盯向台湾，甚至以复起战端相威胁：“我们现在正在进攻台湾，不知道台湾人民好统治吗？”
李鸿章一脸严肃：“台湾已经立省，不能送给他国！”
看着手中的和约，李鸿章五内俱焚。继而舔着老脸道：“又要赔款又要割地，这未免出手太狠了吧。”
伊藤博文口气坚决：“这是战后之约，不是平常交涉。”
正如伊藤博文所说，战后之约，李鸿章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呢？
签约结束后，伊藤博文笑对左右：
“今天太爽了！十年前，我与李鸿章在天津谈判，他言辞犀利，神态威严，吓得我的后背都湿透了。你再看看今天的他，一副无可奈何的窘相。”
是啊，为了将大清的损失降到最低，七十多岁的李鸿章，就差给伊藤博文跪下了。
什么骄傲，什么个人尊严，压根不予考虑。
这里再提一句，枪击李鸿章的刺客抓到了，问及原因，他怒目而视：
“日本国之所以不能并吞朝鲜，就是因为有了李鸿章。
现在，李鸿章又要凭借口才来议和，阻止了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对北京的占领。
为了日本的前途，必须杀了李鸿章！”
可是，在国内等待李鸿章的又是什么呢？
弹劾，无休止地弹劾。
甚至，有人因为“将李鸿章交由刑部问罪”的主张，未能被采纳，跳河自尽。
更夸张的是，有些奏折中居然写着：
李鸿章将百万两银子，寄放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
他的儿子李经方，用八百万两，在日本开了一家银楼，还认了某王的女儿做义女，并聘为儿媳；
因为儿子在日本开了三所洋行，所以李鸿章与日本勾结，听到日本战败就担忧，听到清军战败就高兴。
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一个月前知道吗？
预料之中，却又在意料之外。
李鸿章出行前，光绪帝曾召他入宫。李鸿章知道皇上不愿做辱国之君。于是，宽慰道：
“割地谋和，从古就有。唐朝弃河湟地区，可是没有阻碍后期的中兴；辽夏入侵宋朝，宋仁宗时期不也照样全盛。天下的臣民，一定会体谅朝廷和皇帝的难处。”
但是，却唯独没有人体会到，李鸿章的焦心。
吴汝纶这样评价他：
“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
李鸿章环游欧洲时，曾问俾斯麦：
“一个大臣想给国家尽心办事，但满朝官员都站在对立面，牵制掣肘，这种情况下，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应该怎么做？”
俾斯麦回答：
“重要的是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到。”
李鸿章说：
“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的大臣总是狐假虎威，借君主名义干涉大事，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
俾斯麦想了很久回答：
“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之心忧国，想来没有不得君心的，唯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尽管他有心有力，终究是独木难支，只能忧愤地看着国家逐步走向衰亡。
这个过程，对于李鸿章来说，无异于钝刀子割肉。
慈禧不自量力地向十一国宣战，眼看战败，便拍拍屁股走人，把一个烂摊子丢给了李鸿章。
联军代表瓦德西以八万大军胁迫，而俄国也提出了十二款撤兵条件。李鸿章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进退维谷。
十一国提出了共计十亿两白银的赔偿要求。
李鸿章问道：“赔款数额依据的是什么？”
德国公使回答：“要什么依据，各国都认为此数最合适。”
磨了几个月，最后才确定为四亿五千万两。
各国已经开始陆续撤兵，唯独俄国拒绝撤兵。理由是：中国皇帝没有回京、东北不安定。
九个月的磨难，彻底拖垮了李鸿章的身体。无奈之下，他只能抱病继续谈判。
“这不是将东北送给俄国吗？这样的合同无论如何，本使不敢签！”
李鸿章愤怒地拄着拐杖，向门外走去。
俄国代表鲍斯尼夫边追边喊：“李中堂，你不签条约，俄国军队就不可能撤出东北。”
李鸿章回到住处时，连吐了几口血。众人都劝他，俄国人早晚得撤走。
几天后，鲍斯尼夫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佯装拿出一份让步很大的新和约，诱骗李鸿章盖上大印。不料被李鸿章一眼识破，将其赶走。
李鸿章拿起前一晚的电报，深吸一口气：
“皇恩浩荡，我拼上这把老骨头，也要把俄国人从东北磨走。”
《清史稿》评价他：
“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
身为员工，必须听从领导安排；身为公司一员，必须维护企业形象。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苦了这位近八十岁高龄的老头了。在他死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威逼他签字画押。
自身疾病加上国家内外交困，李鸿章的生命走向尽头。
他临死前没有交代家事，只是咬牙切齿地说：“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接着长叹道：“两宫不肯回銮。”
梁启超曾说，李鸿章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时期，实际上是外交史上麻烦最多、最危险的时期。
民族英雄？国家罪人？
或者都不是。
我看到的，是一位努力拼搏的新人、兢兢业业的社畜、悲愤交加却又无计可施的老人。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尤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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