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横扫欧亚大陆，元朝为何却被农民军推翻？

今天继续我们的“帝国衰落的军事密码”系列文章。元朝应该说在中国主要王朝中是一个比较“神秘”的王朝，不要说普通人，就是一般的历史爱好者，甚至历史专业的学者，了解元朝历史和制度的人都是凤毛麟角。

说起这个王朝的军事，大家可能都只想到成吉思汗以及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但是这个王朝的军事制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元朝军队到底是怎样的构成，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而搞不清楚这个问题，那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元朝最后会被造反的农民所推翻。所以，咱们就从军事制度入手，来分析分析元朝的军队，以及元朝最后衰亡的原因。

元朝就如这戴着面具的蒙古武士一样，充满了神秘感

众所周知，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元太祖成吉思汗在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此时蒙古军队基本都是由蒙古人组成的。此后，随着蒙古汗国四处征战，征服和统治的地区越来越多，蒙古军队也从单一的蒙古人军队变成了蒙古、女真、契丹、汉、畏兀儿等许多民族士兵共同组成的军队了。特别是，蒙古在灭金国的战争中，为了抵消双方在人口数量上的悬殊差距，特意在其所占领的中国北方地区扶植了一批愿为蒙古人效力的汉人军阀。蒙古贵族将这些人封为“世侯”，爵位世袭罔替，坐镇一方，既掌管若干汉人军队，又控制地方财政民政，俨然一方诸侯。应该说，这些汉人世侯为蒙古汗国最终灭亡金国、统治中原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不过，正所谓利弊相随。汉人世侯虽然对蒙古汗国有很大贡献，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再到蒙哥，几代蒙古大汗对经营中原都不是十分重视，战略重点都在北方草原上。而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则目光长远，很早就认识到了经营中原的重要性。在战胜亲兄弟阿里不哥、夺得蒙古大汗宝座之后，忽必烈就开始思考国家的转型问题了。当时的蒙古汗国，依然是一个游牧国家的形态，对中原的统治十分松散，汉人世侯们各霸一方，经常不听号令，甚至发动叛乱。忽必烈深知，要想真正统治中原，成为被中原人认同的皇帝，就必须对国家进行深刻改革。为此，他模仿汉人王朝的制度，建立了封建化的大元王朝，同时开始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铲除汉人世侯的势力，设计一套新的军事制度，以便建立由国家控制的军队。

忽必烈设计的这套军事制度，被后世称为“军户制”。按照这套制度，元朝军队被分为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和汉军军户三种军户。蒙古军户全是蒙古人，探马赤军户是由女真、契丹及西域色目人等各民族组成的，而汉军军户则是由被蒙古控制的原金国统治的中原地区的汉人组成。按《元史》记载，蒙古和探马赤军户，“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基本上是全体男子都要终身当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平常放牧过日子，打仗的时候就征发为兵，马匹武器都要自备，当然平时也不须承担赋税和徭役。汉军军户因为人口基数较大，所以采取四至五户选一户为军户的办法，被选为军户的人家，必须出一子为兵，平时在家耕作，战时则应征入伍，所有武器装备自己负责。军户人家可以享受四顷土地的免税额度，并免除徭役，而没有被选为军户的人家，则要在军户出征的时候，负责补贴出征军户的路费和生活费。

应该说，这套军户制度比之当时南宋实行的募兵制还是具有很多优势的。首先是军队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放牧、耕种，战时自备武器马匹作战，国家就省去了巨额的军费开支，这样元朝就能以比南宋少得多的人口和低得多的财政收入支撑起大规模的军队。忽必烈灭南宋时，北方官府统计的汉人仅一百五十多万户，却能动员二十多万汉军，平均七户就能出一名士兵，而南宋官府统计的人口有一千一百多万户，却只有七十多万军队，平均十五户才能出一名士兵。其次，由于军户制度明确了士兵与户籍的关系，这就使得军队的稳定性提高了很多。按军户制度，如果士兵逃亡，则要由军户家再出一子替补，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军队的兵源始终能有保障。而南宋兵源全靠花钱招募，或者犯人充军，士兵随时会逃亡，一旦跑了就很难抓回来，所以军队的稳定性就差了很多。因此可以说，军户制度为元朝灭南宋、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忽必烈灭了南宋之后，又把军户制度推广到了原来的南宋统治区。在原有的蒙古、探马赤和汉军军户之外，又建立了新附军军户。所谓新附军，就是原先南宋的军队，在南宋灭亡后向元朝官府投诚，然后元朝将他们编入新附军军户。由于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南宋士兵基本都没有田地产业，这些人无法像北方汉人军户那样平时耕作，战时为兵，只能靠国家供养。根据元朝的制度，新附军军户由国家每个月发六斗米，一斤盐，家属每个月再另发四斗米，一斤盐。此外，新附军的武器装备也由国家供给。元灭南宋之后，缴获了大量的兵器。元朝把这些兵器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的直接销毁，中等的赐予蒙古人，上等的分别贮存在各省、路、府的武库中，平时不发给新附军，只有战时才把兵器拿出来进行分发，打完仗再把兵器收回。这样既不需要新附军自备武器，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又起到了防范新附军造反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元朝所建立的这一套军户制度，既吸收了中国古代“兵民合一”的建军思想，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在元朝初期，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不但大大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使元朝没有像宋朝那样陷入“冗兵”的泥潭，而且稳固了元朝的统治，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南方和北方长期分裂形成的鸿沟。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一种制度会是完美无缺的。元朝看似完善的军户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出现了种种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军户的日益贫困化。元朝实行“诸色户计”制度，人民被分为若干种户籍，每一种户籍都被严格限制只能居住在某一地，从事某种职业，父亲死了儿子继承户籍，不能变更。军户也是各种户籍中的一种，军户只能当兵，不能从事其他职业，且世代继承，无法改变。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大规模战事并未就此停止，反而是战火不断。征日本、征安南、征爪哇、征缅甸、平定海都叛乱、平定乃颜叛乱……这些大规模的战争，军户出征往往一去就是几年，家里失去主要劳动力，生产无法进行不说，马匹、武器往往损失也很大，还要军户自己花钱补充。时间久了，军户们疲于奔命，逐渐陷入贫困无法自拔。就连被视为“一等人”的蒙古军户们，也出现了许多因贫困而不得不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卖给汉人为奴的现象。蒙古军户都如此困窘，汉人军户更不必说。在这种情况下，军户全家逃亡者日益增多，原先比较稳定的元朝军队开始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

其次，与军户制度相伴的是元朝的“奥鲁”制度弊端丛生。所谓“奥鲁”，就是蒙古语“营盘”的意思。按元朝制度，朝廷征发军户出征时，要由“奥鲁”官（即“管军”）负责挨家挨户通知并组织军户出征，同时，“奥鲁”官还要负责收取军户的路费和生活费，解送给官府，再由官府通过国库支取钱粮给在远方出征的军户。这样一来，“奥鲁”官可操作的空间就很大了。一个是军户登记的人员信息掌握在“奥鲁”官手上，如果军户不想出征，而想募人代为出征，就要向“奥鲁”官行贿，只要“奥鲁”官睁只眼闭只眼，基本上军户就可以逃过出征，另一个是军户的路费和生活费，“奥鲁”官可以上下其手，克扣一部分费用，再上交官府。这样就苦了出征的军户，而肥了“奥鲁”官，最后结果就是“军户日蹙，军官日富”。到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在位的时候，终于宣布“革罢奥鲁”。然而，此时元朝的军户制度已经是积重难返，天下大乱近在眼前了。

元朝军户制的第三个重大问题，就是军户力量的极端不平衡。元朝军队中，蒙古军是战斗力的核心，但人数不多。据学者统计，居住在中原的蒙古人大约四十万人，刨除老弱妇孺，推算军户数量在10-15万人。因为人数有限，所以元朝统治者把蒙古军主要部署在大都周边的河北、山东等地区，尤以大都为重心。而由于汉人军户是与土地直接相关的，所以汉人军户也都部署在北方地区。在淮河以南，也就是原先南宋统治的地区，基本上只有靠新附军军户来维持治安。但是由于元朝统治者一直不信任新附军，连兵器也不让新附军掌握，只在打仗时才把兵器分发下去，这就造成了新附军平时非常缺少训练，战斗力很差。从元代开始，来自日本的倭寇就不断袭扰东南沿海，由于南方元军战斗力很差，搞得元朝最后不得不实行海禁以对付倭寇。因此，元朝广大的南方地区实际上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中，一旦天下有变，北方的军队派不过去，南方将很容易失控。

因此，当1351年红巾起义在中原地区爆发之后，南北交通被阻断，元朝在南方的统治很快就处于了失控状态。由于南方元军的不堪一击，使得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朱元璋等人迅速崛起，整个南方处于四分五裂、战乱不止的状态。而偏偏元朝又极度依赖江南的财富供给北方，失去了对江南的控制，大元帝国朝的丧钟也就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