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血泪著《史记》,精神感千秋

什么是历史?

黑格尔说:“历史,就是一种隐藏的力量”。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变,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与轨迹。

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

所以历史需要记录,需要书写。

在西汉,有一个人将写一部史书,当做自己至高的理想,即使身陷囹圄,遭受不堪之辱,他仍矢志不渝,最终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他就是司马迁,他忍辱含垢完成的史书就是《史记》。

史官世家,以修史为荣

司马迁,字子长,约公元前145年,出生在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

龙门,是一个充满诗意和神奇色彩的地方。黄河犹如一条黄龙,从它的北面奔腾向南,咆哮而下。河左岸是龙门山,右岸是梁山。两山夹一河,峙立如门阙,故称为龙门。

龙门不仅风景秀丽,地势险要,相传它还是大禹治水、疏导黄河时开凿的,所以龙门也被称作“禹门口”。

司马迁的童年,就是在家乡龙门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与农夫牧童为伴。在儿时,司马迁不仅听到了许多历史故事和传说,故乡的山河名胜,还陶冶了他豪迈灵秀的性格。

公元前140年,六岁的司马迁跟随父亲司马谈,来到了京城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他之前的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司马谈又被召入京师做了太史令。

司马谈的学识非常渊博,他曾跟随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经》,跟黄子学习道家学说,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撰写的《论六家要旨》一书,对先秦主要学术流派都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

任太史令时,司马谈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汉兴以来大批杰出人物的事迹无人记述,于是他想续写《春秋》以后几百间的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与构思,司马谈开始动笔写作。

虽然与西周、春秋时相比,秦汉时太史令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但司马谈仍以为国修史,著书立说为荣。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司马迁,能够继承家族的传统,将来做一名朝廷的史官。

受父亲的影响与教导,司马迁从十岁就开始学习历史和古文。他师从当时颇负盛名的学者董仲舒和孔安国,研读《尚书》、《春秋》等史书,进而博览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读史书的过程中,司马迁发现,仅凭历任史官的文字,并不足以使人了解和认识真正的历史。于是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司马迁决定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

读万卷书,亦行万里路

20岁那年,司马迁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开始了他第一次大规模的游历。

走出长安,司马迁在会稽探寻了大禹的禹穴,在长沙悼念了爱国诗人屈原,在韩信的故乡淮阴,祭奠了韩信母亲的陵墓,印证了少年韩信的一些传闻。

在安徽蕲县,司马迁访问了不少反秦暴动的农民英雄的后裔,从而对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在西楚霸王项羽的王都,司马迁从著名的彭城之战,感受到了项羽杰出的军事才能和谋略。

除此,司马迁还去了刘邦及朝中大臣萧何、曹参、樊哙的故乡,搜集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与传说。

在薛地,司马迁亲身体验了战国孟尝君畜养门客的遗风;在孔子的故里曲阜,司马迁拜谒了孔庙孔陵,并观摩了儒生演习礼仪的壮观场面,从而被孔子的为人及儒家学派的博大精神深深感动。

在那个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司马迁披荆斩棘,不停奔波,从一个村落来到另一个村落,然后俯下身子,仔细谛听一个又一个的老人,讲述那些历代的英雄人物,散落在民间的事迹。

在壮丽山川的熏陶和遗闻古事的感染之下,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志存高远的少年,他的内心已经认定:今生只做一个坚毅的历史执笔人。

结束了第一次漫游,回到长安之后不久,司马迁当上了汉武帝的近侍郎中,从而有更多的机会随帝王出游。

他曾奉命出使巴蜀以南的广大地区,又随御驾到过崆峒山、涿鹿、陇西、新秦中等地,在任职期间,司马迁几乎走遍了大汉的山山水水。

十几年的漫游和考察,使司马迁饱览了祖国的河山,搜集了大量的传闻逸事,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胸襟,同时促进了他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念的形成。

宋人马存即认为:“司马迁的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如龙腾虎跃,千军万马。”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泰山封禅大典,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谈本应侍从前往,但是因为有病,滞留洛阳。

司马迁从西南返回,在洛阳见到了临终的父亲。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道: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流着泪,接受了父亲的遗命,他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直言辩护,遭腐刑之辱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典籍。这个职位使司马迁可以大量阅读国家藏书,这为他写作《史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主持的改历工作已经完成,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颁布。此时的司马迁,精力充沛,思想成熟,学术积累亦颇深厚,于是他正式开始创作《史记》。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之时,却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李陵以孤勇之身作战匈奴,最终寡不敌众兵败投降,当这个消息传到大汉的朝堂之上,汉武帝怒不可遏。

看到汉武帝的态度,满朝文武皆察言观色,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最后,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他的看法,司马迁说道:

“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匈奴,杀敌无数,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陵依然浴血奋战,古代名将亦不过如此。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但是作为汉武帝,他永远不能容忍,一个投降了敌人的人,还能在道义上获得支持。因此,他下令将为李陵辩护的司马迁打入大牢。

在监狱里,司马迁遭到了酷吏杜周的严刑审讯,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这样描写他的牢狱生活: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入狱之后的第二年,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一气之下处死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被判了死刑。

根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免除方法:一是拿重金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位卑家贫,拿不出巨资,只能选择受刑。

腐刑是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悲愤至极,他: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如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未尝不汗发背而沾衣也。”

在狱中,司马迁一度想自杀,但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司马迁便“就极刑而无愠色”,他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悲士不遇赋》

狱卒的棒槌拷打,阉割的身心之痛,使司马迁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残暴。

他“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从之前“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愤著书”。

 

血泪写就,无韵之离骚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被任命为中书令,负责替皇帝处理奏章,起草诏书。但司马迁无意做官,一心著述。公元前91年,《史记》全部完成,共130篇,52万余言。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撰写完成的史学专著。它融史学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为一炉,具有极为杰出的艺术成就,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史记》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由本纪、表、书、列传、世家五种体例构成,其时间跨度之长,篇幅规模之大,所述人物和事件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史学观,他认为人们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所以他打破阶级局限,不拘泥于所有史书只为帝王将相立传的传统,他将三教九流中的一些杰出人物,也写进了《史记》一书中。

《史记》也不是为统治阶级所唱的赞歌。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他本着“秉笔直书”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粉饰历史,更不篡改历史。他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不隐恶,不虚美是太史公作史的最大特色。

听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连皇帝的糗事都不放过,汉武帝派人从司马迁那儿,要来了《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

武帝不看则已,他阅毕大怒,将两篇本纪竹简书上的字全都削去,然后掷向司马迁。

《史记》一书中,还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结合自己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生存的困境,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由这种制度衍生出来的君主极权,对个体生命的迫害和重压。

在《汉文学纲要》一书中,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此鲁迅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界太祖,首推司马迁

《史记》不仅具有伟大的史学意义,它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的作品,它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后代的小说和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演化而来的。

《史记》的纪传体的体例,也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泱泱华夏,史书浩如烟海。但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之叙事,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马迁做到了这一点,《史记》以宏大的结构,体现了司马迁成熟、独立的学者意识,包蕴着司马迁对社会历史、人类命运及生存方式的独特思考。

《史记》是一部闪烁着正义和人性之光的著作,是司马迁蘸着血泪谱写的生命之歌,它既是历史,也是文学。

《史记》是司马迁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的精神之体现,这种高贵的精神,如星斗,如火炬,感动世人,光耀千秋。

中国文学,如果缺少了《史记》,就缺少了一种风格;中国史学,如果缺少了《史记》,就缺少了一种风骨。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上,《史记》是一部大气磅礴、空前绝后的作品,是一座巍峨壮丽、永垂不朽的丰碑,也是一首荡气回肠、感天动地的绝唱。

仰望着这座丰碑,聆听着这首绝唱,我肃然起敬,同时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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