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慨叹，自经汉朝仁君汉文帝整顿刑法以后，“古肉刑之不复用”。但是，“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各种稀奇古怪的刑罚，又死灰复燃。特别是北齐、北周，单单死刑就有磬、绞、斩、枭、磔等等不同手段，使得“内外恐怖，人不自安”。所幸隋文帝制订《开皇律》，删除了许多苛酷条文，“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
的确，隋文帝下令由裴政、苏威、高颎、郑译、杨素、常明、牛弘等人合力完成的《开皇律》，，死刑执行或绞或斩，只此两种，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废除了原北周、北齐法律中的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余条，最后仅剩下五百条，可谓善莫大焉。
另外，隋文帝在刑法上还制订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制度，王夫之没有说。
即在开皇十五年（595年），隋文帝宣布把“死刑复奏制度”形成定制，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决”，即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
这充分体现了隋文帝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对生命的重视。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唐承隋制，唐朝基本上都继承了《开皇律》的条文。
不过，诚如吕思勉所说，隋文帝最大的缺点，还是“用刑失之严酷”。
赵翼则指责他“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应该说，隋文帝的天性是善良的，但他的江山来路不正，在管理上，就难免会疑神疑鬼、患得患失。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隋文帝这种性格的剖析非常深刻，书中写：“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
隋朝建国初年，国内盗贼蜂行，社会治安极差，严重危害到国家政权的稳定。隋文帝火急攻心，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但不等大家发言，他又解散会议，自作主张，推行检举法，在国内发出通告：“凡是对盗贼进行举报的，一律法将盗贼的家产判定给举报人。”一开始效果还不错，处罚了很多盗贼，社会暂时得到了安宁。但是，地痞、流氓从中找到了漏洞，恶意诬告富家子弟，意欲凭借官府的判处霸占富人的家产。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又出现了混乱。
隋文帝于是在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废弃原来的办法，再上一个狠招，宣布：“凡是偷盗一钱以上财物的，立即斩头弃市。”
这就非常恐怖了。
百姓人人自危，个个恐慌，无论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稍有行差踏错，会招来杀身之祸。
隋文帝大感满意，从而变本加厉，把这个办法推广，下诏令规定：凡贪污官署一钱以上财物者，一律处死。
随后，又追加一条：凡有人听说或看见了贪污行为而不检举告发的，一律连坐，与贪污者一同处死。
这么一来，除了隋文帝自己，其他所有人都坐不住了，包括执事宰相。
众人纷纷找隋文帝诉苦，说这个“盗取一钱弃市之法”乃是亘古未有。
隋文帝只好悻悻取消了此法。
从隋文帝这一系列表现来看，我们知道，他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心情是迫切的，但想法太过简单，只想着“以刑去刑”，表现草率，不持重，制订的刑罚不符合法律的“罪刑相当”要求，难于推行，到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其实，隋文帝不单单是对颁布的法令、文告随意更改，就算是集思广益的、已经制订好的《开皇律》，也是随心所欲，不放在眼里。
番州（今广州）刺史陆让是个大贪官，他在番州大贪特贪，刮地三尺，肆无忌惮。
番州司马掌握了陆让贪污的证据后，整理好材料，向隋文帝进行举报弹劾。
隋文帝派调查组到番州查验，吩咐一旦核实了陆让的罪行，就把他押解到长安。
当陆让被逮捕押解到长安，隋文帝又亲自对他进行审问。
陆让非常狡猾，拒不认罪。
隋文帝不得不让治书侍御史重新审理此案。
经过三番四次的细查重审，在堆积如山的大量证据面前，陆让低下了头。
为慎重起见，隋文帝又让公卿们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
大家都认为，根据《开皇律》上的条文，陆让的贪污行为就应该判死刑。
隋文帝经过复核，签字同意，下诏判处陆让死刑。
临刑那天，陆让的庶母冯氏从番州赶到，散发跄足、蓬头垢面，在朝堂上当众教子，大声数落陆让，说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猪油蒙了心，做出这等贪赃枉法的事来。
痛斥过后，冯氏又求请来一碗粥，亲手端着，一口一口喂陆让吃，让他早死早超生，祈求再世为人，安分守己。
粥喂完了，冯氏突然又做了个大胆的举止，跪倒在隋文帝面前，哀求隋文帝给陆让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隋文帝看他母子难舍难分，开始动了恻隐之心。
坐在隋文帝身边的独孤皇后是一枚标准的圣母婊，也开口帮冯氏求情。
治书作御史柳彧跟着起哄，说：“冯氏母德高尚，即使铁石心肠都会被感动；我们如果杀了陆让，那就太缺德了!”
隋文帝脑袋发热，善心泛滥，一拍大腿，当即下诏：“冯氏的慈爱之道感天动地，免陆让死罪，贬为庶民即可。赏冯氏五百段布帛，予以嘉奖勉励，净化风俗。”
群臣听了，交口称赞，颂词如潮，大赞当今皇上是尧舜禹汤，有好生之德，“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
隋文帝洋洋自得，心安理得地享受臣子的称颂。
隋文帝没有想到，他这一“善举”，其实是在变相地对那些曾被陆让鱼肉的番州百姓施予“恶行”，是在赤裸裸地践踏法律。
表面威严无限的《开皇律》，在皇权跟前变得一文不值，毫无存在意义。
隋朝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历史，与其法律制度的执行有极大关系。
终隋文帝一生，都不能遏制盗贼丛生的问题。继任的隋炀帝，不得不加重对盗贼的处罚，致使社会秩序大乱。最终，被逼良为“盗”的百姓举起了义旗，把隋朝政权埋葬战火烽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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