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不止打仗厉害，治国发展经济也很厉害

自从成吉思汗将蒙古地区统一之后，蒙古的政权又经历了几任统治者的统治之后，通过不断地对外战争，相继的征服了周边的许多政权实力，蒙古军队的实力也大大的提升，到了元世祖统治正式登上皇位称帝的时候，元朝的发展已经十分强大了。但是由于长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蒙古虽然有较为丰富的资产，但是这都是通过战争掠夺的，要想国家能够长久的发展下去，还是需要对于国家进行治理，因此元世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恢复元朝社会的发展。

蒙古族一直是以游牧生活为主，畜牧业是他们主要的经营产业，也是他们的食物和经济的主要来源，他们的衣物也都是以动物的皮毛为主，不需要进行养蚕织布，因此他们并不注重发展农耕经济。所以根据宋濂在《元史·食货志》中记载：“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蔫”。但是在他们离开草原地区之后，虽然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面对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的发展影响之下，蒙古军队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农业的种植，从而满足军队在外作战的粮食和衣物的需要。

在忽必烈成为元朝最高统治者之后，蒙古人民已经在中原地区进行侵略了很长的时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和人口的屠杀使得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同时蒙古军队在不断地对外作战中，已经吸纳了很大地一派来自中原地区地势力，他们由于常年生活在中原地区，很难长时间地按照蒙古族地生活习俗进行生活，所以他们依旧还是需要粮食的供应。因此当时元世祖建立元朝之后，就开始重新重视起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忽必烈为了的带动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他接受了姚枢等人对于恢复农业生产的意见，采取了许多的措施来鼓励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充足的便利条件。同时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人口数量不足的情况，元世祖还同时赐予了军队士兵许多的牛，让他们在面临作战的时候就前去战场抵御敌人，不需要作战的时候就带着牛到田地里耕田。这样就促进了当时元朝社会农业经济的重新恢复和发展。

为了更好的有指导性的对于农业经济进行发展，元世祖还是专门增设了许多的机构，吸纳了许多具有农业知识的官员来对于百姓进行劝课农桑，指导百姓如何才能更好的进行农业经济的种植，提高粮食的生产率。同时，元世祖还派了专门的专员对于农业的状况进行了考察，并且让他们编纂了书籍来宣传农业的知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桑辑要》、《农书》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为我国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从中也能体现出当时农业生产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为了避免蒙古军队再次对于中原地区进行抢掠，破坏中原地区的农业发展，忽必烈还在军队中严明军纪，禁止蒙古军队进行抢掠物资和屠杀百姓的行为。一旦被忽必烈发现有人违抗这项命令，他都会对于违反者进行严厉的惩处。在忽必烈的各种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下，元朝的农业经济在逐迅速的增长。

促进国家商业经济的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因此我国古代许多的统治者为了更好的让百姓进行农耕的建设，经常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打压商人，抑制商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虽然一直在加大力度进行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但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限制商业的发展，反而是采取措施鼓励商业经济的发展。

忽必烈十分重视商业经济的建设，同时他对于商人也是十分的信任。他从国家之中专门选派人员直接参与到商业发展当中，并且还对于部分商品实行政府专卖的方式来垄断行业经济。同时当时的蒙古上层的贵族人员也有很多都参与到了官商合营的活动中，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十分的频繁。

随着国内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繁荣，商人进行贸易的活动范围也就更加的广泛，甚至发展到了海外地区，在双方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也就极大的带动了双方的文化和经济的交流，我国也开始在世界的历史舞台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最主要的一方面原因还是为了更多的吸纳钱财来满足统治集团的需要。前期的蒙古族主要是通过掠夺来获取大量的财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他们需要通过经商的方式来用掠夺的财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忽必烈成为元朝统治者之后，不能够在对于中原地区进行掠夺，但是庞大的朝廷还需要很大的开支来维持统治，农业经济正处于恢复发展阶段，自然不能够通过加征赋税的方式来增加朝廷收入，而利用商业为朝廷带来利润则是最好的选择。

商业的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满足百姓生活的需要，朝廷政府还能够通过一些产品的专卖权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从而充实国库，稳定国家的财政开支。所以说，元世祖所采取的鼓励商业发展的措施，对于元朝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十分具有促进意义的。

在国内推行“汉法”的统治策略。

成吉思汗最开始在统一蒙古国之后，在国家之中所采取的管理措施是分封制和领地制相结合的方式，将诸侯按照领地的人数进行划分管理，这种方式对于当时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的蒙古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而中原地区相对于落后的蒙古国来说，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十分先进的，中原地区也早就已经由奴隶制的社会发展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因此在国家的治理措施上也是更加的先进和完善。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统治的基础和统治范围都已经由主要为蒙古族转变为主要为中原地区的汉族。双方在长久以来的国家管理措施方面就自然而言的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根据宋濂在《元史·刘秉忠传》中记载，在忽必烈登基之后，刘秉忠就曾经向忽必烈建议过“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

由此可见，当时元朝的统治集团已经深深的意识到蒙古族落后的国家管理制度并不能够适应中原地区先进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重新根据中原汉族地区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而忽必烈也同样的充分的重新采取新的治理措施的重要性，而对于中原汉族地区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仍然采取汉朝原先的政治制度，这样既能够管理好中原地区，还能够保证自身统治的稳定性，所以忽必烈就开始在国内实行“汉法”的政策管理策略。

忽必烈进行“汉法”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自己根据汉朝的传统，不再自称“大汗”，而是称为“皇帝”，同时将国家的都城迁移到了大都，来适应当时的经济重心南移的状况。同时忽必烈还承袭了唐宋时期所实行的中央集团制度，并且针对当时统治集团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和调整，形成了新的行省制度，为我国后来的行省的划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世祖忽必烈对于国家的一系列统治措施都是在针对于元朝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下所实行的，因此这些措施也都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并且对于元朝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元朝在忽必烈的治理之下也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