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为何能迅速崛起，并最终成为元朝开国皇帝？

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能成为元朝的开创者，并非一路平坦，经历了很很多磨难，但忽必烈用对了一批汉人，使其成功崛起并入主中原当皇帝。

1232年，拖雷死后，忽必烈与兄弟们在唆鲁和帖尼的教导下，茁壮成长。拖雷的死有些奇怪，但拖雷儿子们在母亲严厉教导下，拖雷家族躲过了很多权力之争，也为拖雷家族崛起奠定了基础。

窝阔台当大汗时，对汉地进行了分封，拖雷家族得到了真定府，于是拖雷家族与真定府便有无法分割的关系。1242年，燕京禅学大师海云和尚被召开拖雷家任兀鲁思，他还带着徒弟刘秉忠一同前来。

这个海云和尚不是一个简单的僧人，而是一个精通儒学的大师。而刘秉忠更是“於书无所不讯，尤邃於《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试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批诸掌”。

海云和尚的到来改变了忽必烈，期间忽必烈向海云和尚诗教佛法时，海云和尚则借佛法向忽必烈传授儒学之道，据程钜夫《雪楼集》记载，海云和尚曾对忽必烈讲：“宜稽古审得失，举贤措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忽必烈又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乎”？海云乘机向忽必烈建议：“求天下大贤碛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此时海云和尚带来的刘秉忠便登台了。

正是刘秉忠向忽必烈讲了很多儒家学说，让忽必烈产生兴趣，此后忽必烈接受儒学并潜心学习儒家，可见他是最早一个接受儒学的蒙古人。因为儒学对忽必烈太深，后来海云南归后，刘秉忠留在拖雷府中，并对忽必烈进一步深化影响，忽必烈儒学造诣大涨。刘秉忠父亲去世后，忽必烈给其百两黄金，并派人送他回老家奔丧，服丧后，又立即让他进入府中。

刘秉忠开始向忽必烈系统提出他的儒家治国主张，涉及礼乐、典章、法度、纲常等方面。而且指出蒙古存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后来，一个叫赵璧的云中怀仁人因为通晓蒙古语被召至蒙古，向蒙古学生传授儒学，此人也受到忽必烈的重视，经常召他来为忽必烈讲课。

刘秉忠、赵璧二人还向忽必烈介绍推荐了很多中原人才。忽必烈也对中原事务感兴趣，并搜罗和召见了很多中原汉人人才。比如金朝末年的状元王鹗被忽必烈召来，忽必烈对其很尊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鹗“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忽必烈也产生用汉法治理国家想法，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重用汉人

忽必烈崇儒治国想法产生后，他意识到必须多召集人才聚到自己的身边，才能像李世民一样具备问鼎大位的实力。此后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顺德沙河人张文谦、通州人李德辉先后被召到忽必烈府中，忽必烈也获得了他们治国策略。比如他曾问张德辉：“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或云辽以释亡，金以儒亡，有诸？”“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孔子庙食之礼何居”？“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一连串疑问让张德辉给出解决办法。张德辉对忽必烈说：“谦明切直，多所开悟”。于是，忽必烈按照张德辉的要求，开始兴学收徒，并开始按照儒学的礼仪进行。

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这些人除了向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之道外，也向忽必烈推荐了一大批儒学人才，比如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子、高鸣、李涛等人就是此时成为忽必烈幕僚。此时忽必烈身边形成了“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

在蒙哥继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网罗一批有才之人，也使忽必烈后来治理汉地有了方法。此后蒙古依靠汉人治理中原的思路逐渐形成。

蒙哥继位后，蒙哥让忽必烈治理漠南军国事务，忽必烈离开漠北，开府于金莲川，现在内蒙蓝旗滦河上游一带。忽必烈从此有了用武之地，他利用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的汉法运用到实际中。再加上那些忠心于他的儒臣，忽必烈在蒙古和汉地之间建立了自己的威信，笼络人心。但更重要的是，忽必烈远离漠北，避开了蒙古内部权力之争。

忽必烈治理漠南时，再次征召名士，其中有金朝进士赵良弼。1252年，张德辉、元好问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此时忽必烈手下云集一批能臣。再加上最早的廉希贤等人，忽必烈为将来登顶大位已经奠定了人才优势。

忽必烈治理漠南取得了成效，此时姚枢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同意。

蒙灭金后，漠南之地管理很混乱，百姓流亡甚重。但在忽必烈手下刘秉忠、张文谦建议刘肃、李简治理，很快流民复业，户口大增。忽必烈看到儒臣能力，从而更加重视儒士。后来忽必烈又在治理河南上取得大功，解决了蒙古军粮之需。

此后忽必烈又受命征云南，刘秉忠、姚枢等人跟随，忽必烈曾问“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效仿宋太祖时的大将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忽必烈到了大理城，桃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未曾妄杀一人，于是民户得以保存，这与刘秉忠、姚枢功劳分不天。

遭受挫折

忽必烈用汉臣治理汉地收到了成效，忽必烈的实力与名望也不断增强。但此时忽必烈却遭到了蒙古贵族保守势力的阻挠。

蒙哥继位后，他的思维与能力比不上忽必烈，他还依旧按传统的管理方式治理蒙古，靠军事征伐开疆拓土。此时蒙古同倍矛盾斗争不断，蒙哥并没有意识到，还以为自己是大汗，只要在漠北就能控制四方。

当忽必烈的威望提高后，蒙哥也意识到这位兄弟的威胁。由于忽必烈的汉法治理，使蒙古贵族和色目人的特权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必然要打压忽必烈。因此一些蒙古贵族向蒙哥告忽必烈“王府得中土心”，“王府诸臣鑫擅权为奸利事”。

蒙哥立即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甚至蒙哥南征南宋时，也不让忽必烈随征。蒙哥还派亲信阿兰答儿为行省随想，刘太平为参知政事，带领一帮人到陕西和河南两地调查财赋。这些人的特权很大，可以不用请示蒙哥就可以定一些人的罪行，甚至处死。此时忽必烈治理的两地中，出现了互相告状问题，一些汉人被处死。

阿兰答儿调查的目的就是打击忽必烈的政治势力，破坏他的改革计划。面对打压，忽必烈选择隐忍，甚至一些儒臣为了缓和蒙哥与忽必烈矛盾，甘愿当牺牲品。廉希贤等人便是此时为保住忽必烈而甘愿受死。姚枢建议忽必烈晋见蒙哥，解除蒙哥的疑心。他对忽必烈说：“帝，君也，兄也；大为皇弟，臣也，远将受祸。莫若尽王府妃主自归进行，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姚枢这个办法既有风险，也是良策。忽必烈同意了，忽必烈见蒙哥后，果然让蒙哥解除了疑团，蒙哥下令罢钩考局。而此时，塔察儿东路军失利，忽必烈请求率军南征，得到准许。

最终崛起

1258年，忽必烈从开平起兵，1259年到达邢州，他以杨惟忠为淮荆襄湖南北等路宣抚使，郝经为副从行。在用兵中，忽必烈还征召了宋子贞、李昶等人充当谋士，这两人为忽必烈定下征南宋的策略以及用兵之道。使忽必烈得以顺利征伐，还得到了民心。当忽必烈进攻鄂州时，他得到蒙哥战死于四川合川的消息，他采纳了郝经的《班师议》，与南宋密和，然后返回争夺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