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进程中，文明的产生是必然的。
关于中华文明最早的王朝——夏，它被商汤取而代之算是史书之上最官方的文字了。然而，随着外国史学家对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置疑，以及历史考古的推进，这一铁论却面临着被推翻的威胁。
夏朝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根据史书记载，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夏朝，历史上惯称为“夏”。这一称谓的来源有十种说法，但是，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是“夏”为夏族图腾的象形字。
都知道，成熟的文字体系是文明的必要标志之一。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基本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土于殷墟，又被称为甲骨卜辞。虽至今仍不能完全解读甲骨文以及它所承载的内容，但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存在，我们可以根据其部分记载，推断商朝的历史走向，能够确凿的认定“商朝”的存在。
然而，提及夏朝，这个公认的最早王朝。在武丁为其先祖商汤所做的卜辞中，曾屡次提及商汤四处征战，却完全没有关于商汤灭“夏”的记载，或者说，根本没有“夏”的出现，又何谈“夏朝”的起落。夏朝之所以被称之为“夏”，还是史学家从后世西周金文所载而得。
也就是说，关于“夏朝”的文字记载，只出现于后世朝代中。又因为“夏朝”本身并没有相生相伴的“文字”，所以，它无法“自证其身”。在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王朝、一代文明的产生，都需要佐证。所以，在殷墟被发掘后，考古学家开始顺着脉络进一步推进对其历史的考证。
1959年，经过考古学家的不懈探究，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最终出土。
在这片遗址中，规整的宫殿、“井”字行的道路网络、以及成型的手工作坊，皆表明此地已具备成熟的都城属性。在经过碳十四测定后，二里头一期存在的时间，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但是，因为没有自证文字，使得考古学家也无法断定二里头遗址到底是属于夏朝都邑，还是早期的商朝都邑。
除此之外，再结合西周金文记载以及考古发现，以时间节点来进行分析。在经碳十四测定后，可推断武王代商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046年、商朝起始年约为公元前1600年。再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两处的碳十四测定结果为佐证（郑州、偃师两地存在时间上限为公元前1560年至公元前1580年）。
由此，可推断商朝始年应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比二里头遗址晚百余年。其后，石峁、陶寺等大规模遗址相继出土，经测定其存在的时间均在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900年间，文明程度同样发展到了具备“国家”的形态。陶扁壶朱书文字就是出土于陶寺遗址，其与甲骨文展现出承接关系。
经释读，一个字为“文”，另一个字的释读则出现了不同的观点，部分认为是“尧”，陶寺即尧都；部分又认为是“邑”。这里，我们暂且不论释读为何，结合上述殷商起始年的时间上限，可得出：其与石峁、陶寺之间恰有一段500年的间隔。这便说明，商与尧中定有一个朝代，这就证实了“夏朝”的存在。
但是，我们仍不能断定它就是“夏朝”。
其中原因之一，还是上述的“夏朝”没有相伴的文字，“夏”这一称谓由后世周人而来。如刘备的政权被曹操称为“蜀”，被东吴称为“西”，又被后世称为“蜀汉”。所以，并不能确定“夏朝人”是否会称自己为“夏”，这可能也是甲骨文里遍寻无“夏”的原因。
“夏朝”的存在得到证实，但是，随着对二里头的进一步发掘，“夏朝”的又一大问题出现了。
二里头遗址现分为四期，上文所提到的比商朝早百余年的为其一期。其后二期、三期、四期也陆续进行了碳十四量定，其结果表明：二期到四期的存在年代皆在商朝的统治时期内。第四期的存在时间是公元前1565年到公元前1530年间，此时的商朝早已建立。
并且，从二里头中发掘出的陶器以及墓葬来看，其一期到四期均没有规模性颠覆痕迹的存在，也并无商朝所有的贵族墓地。但是，从其三期起，墓葬中的随葬品从之前简陋的陶器变为大量的青铜器，同时，还出现了束颈盆一类具有商朝文化特征的器具。
与同期二里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相比，二里头发掘的青铜器仍保持着原始的状态。陶器上所刻画的符号也证实了“夏朝”并未形成文字，可见，“夏朝”的文明程度远落后于商。
综上所述，商汤建朝后，“夏朝”应该与其并存了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夏朝”的文明远远跟不上历史的步伐，所以，只能在先进文明的侵蚀下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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