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44年入关到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已经稳定发展了150年。然而,到了嘉庆时期,清朝的国力就不断下降了。嘉庆帝也想通过励精图治来改变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但是无奈水平有限,最终无法改变大趋势。
清朝的衰落和大部分朝代如出一辙,都是从土地问题开始的。经过前期的开垦,全国的土地面积达到了10亿亩,位居古代第一。清朝前期大力鼓励开垦,推广农耕技术,修建水利工程,推广高产农作物,使得清朝的亩产量达到310斤,也是古代第一。
在乾隆末期,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例如山东的王伦起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到1804年才结束。清朝镇压白莲教起义前后花了2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朝5年的财政收入。这导致清朝的财政显得更加恶化。
黄河也被嘉庆不太友好。自从康熙治理黄河由来,黄河已经安定了70年。然而,黄河的泥沙是古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到乾隆末年,黄河河道再次淤积,黄河又开始泛滥了。1796年六月,黄河就出现了决口现象,嘉庆帝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赶紧下令地方治理黄河。
然而,由于财政不足、地方腐败严重,嘉庆朝已经无法解决黄河问题,该时期的大决口就多达16次。黄河泛滥地区不仅不能收取赋税,还要大规模赈灾,进一步加重社会矛盾和财政负担。
每一次治理黄河,动辄花费几千万两白银,几乎是一年的财政收入。另外,清朝每年还要拿出1700万两左右作为军费,这是最大的一笔常规开支。这导致清朝的国库日益亏空。1790年,国库存银达8000万两,到1796年下降为5658万两,到1814年就只有1240万两了。
然而,光是节流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的。因此,嘉庆朝,农民起义依然还在陆续爆发。一个时代要走向衰落,那是基本无法挽救的。
嘉庆帝早就对和珅不满,他在太子期间就《唐代宗论》,以唐朝宦官李辅国来隐射和珅。乾隆去世后,为了改变朝政风气,他宣布了和珅的20条罪状,将之抄家处死。通过抄家和珅,嘉庆帝得到了2000万两白银,可以解决镇压白莲教的燃眉之急。
随后,嘉庆帝也试图大力整顿全国吏治,查获了一系列的大案。贪污腐败是财政亏空的一大原因。嘉靖早期还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到1814年,江苏亏空案揭发,发现江苏亏缺了318万两。随后,各省的亏欠案陆续爆料出,仅山东一省就亏欠670万两。嘉靖帝只能将当地贪官抄家,以弥补其亏欠。
嘉庆帝的系列措施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打击贪污腐败上,远远没有雍正帝那样做得彻底。例如打击和珅一党,只是将和珅等几个重要的人物拿下,没有追根问底,不想牵连太多。因此,嘉庆帝并未能扭转江河日下的吏治情况。
同时,嘉庆帝也鼓励直言,提拔了一些正直的官员。他亲政不久,就为两位在乾隆时期因为直言而被治罪的官员平反。在制度上,他规定地方衙门、带兵大臣的信件都可以直接送达御前,并扩大了密折制度的使用范围。通过这些措施,嘉庆朝的风气得到了一定的改观。
然而,嘉庆高坐朝堂之上,他如何知道地方官员所奏是真是假呢?于是一些事情就只能按照自己的主观去判断了。不久之后,他就认为这些奏章“累牍连篇,率多摭捡浮词,毛举细故,其中荒唐可笑”。他告诫大臣“不得以琐事空言,逞臆渎听。”此后,他又将一些上奏的官员罢斥,认为他们都是沽名钓誉,为己之私利。不管他们上奏是否对错,嘉庆都不应该处置他们,因为这样就导致官员不敢直说,导致“直言纳谏”成为了一个摆设。
嘉庆四年,洪亮吉给嘉庆帝上奏一封信件,对乾隆朝以来的许多问题明确指了出来,而且说得有理有据。然而嘉庆帝却认为洪亮吉胡说八道,于是将他发配到伊犁。后来嘉庆意识到自己错了,也只是将洪亮吉放回原籍,而不再录用。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直言劝谏了。嘉庆帝自己也说“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皆论官吏常事,而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则绝无言及”。
可见,嘉庆帝在政治上还是缺乏魄力,他没有康熙帝的胸怀,也没有雍正帝的雷厉风行,更没有乾隆的能力,因此,他想做一位仁君,但是最终只能成为一位庸君。一位庸君,能够守卫先帝的基业已经不易,如何能够扭转清代中衰的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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