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帝托孤,或者更确切的说法是永安托孤,一直以来都是喜欢三国的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是作为托孤者的蜀汉先主刘备,在将国事和太子刘禅托付给丞相诸葛亮后,留下了一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更是引发了后人无数的猜测与争议。
由于托孤往往属于宫廷秘闻,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而白帝托孤则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先主刘备的那八个字,自然成为千百年来所有托孤中人们最爱品评、最乐于探讨的那一个。
有人认为,这八个字体现了刘备、诸葛亮君臣间的肝胆相照、毫无嫌隙,堪称古代君臣关系的典范;也有人认为,这句话看似托孤,实则暗藏杀机,进而感叹孔明从未真正得到刘备的信任。
那么,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刘备在托孤时留给孔明那八个字,究竟是何用意?
要想解答上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白帝托孤,刘玄德到底向孔明“托”了什么?
虽然白帝托孤时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交流是在一种“你知我知”的环境下进行的,无论是《三国志》《汉晋春秋》还是《资治通鉴》,对于托孤的具体内容都记载甚少。但是别忘了,除了史籍,还有大量与托孤相关的表文、奏章、诏书等史料流传至今,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托孤的实质是什么。
孔明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可见,刘备在临终前,向孔明托付的是一件“大事”,以至于连孔明这样的奇才也不得不“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与孔明一同接受托孤的李严那里得到印证。
建兴四年(226年),李严在写信策反孟达时,曾言道:“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三国志•蜀书•李严传》)。那么,这件大事是什么,以至于让诸葛亮、李严两位顾命大臣都深感责任重大呢?
答案就是:北伐曹魏、复兴汉室。
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时,后主刘禅在诏书中就明确指出:“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除患宁乱,克复旧都。”(《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诏书写得非常清楚,先帝托付给孔明的,就是辅佐后主光复大汉天下,故而后主才付之以全权去“除患宁乱,克复旧都”,这和孔明自己在《出师表》中于“恐托付不效”之后所写的“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一个意思。也只有如此,他才能“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才能够以先主的遗命恳请后主“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
明白了托孤的实质内容,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为什么刘备要把北伐曹魏、复兴汉室这件大事托付给孔明,甚至不惜要让接班人刘禅以“付之以专命之权”的形式来让孔明做这件事呢?
我们知道,曹丕是以“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即汉朝的气数已尽,故由魏继承天命的名义来接受汉献帝禅让的。因而刘备在登基称帝时,便旗帜鲜明地指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说明汉家的气数仍在,只不过是被曹丕“窃居神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所以,刘备建立的这个政权是叫做“汉”,因为它继承了太祖刘邦(刘邦为汉太祖高皇帝,习惯上称高祖)的“汉”与世祖刘秀的“汉”的天命,它将“龚(恭)行天罚,讨灭曹贼,复兴汉室”,完成大汉的又一次中兴。
可见,北伐曹魏,是蜀汉政权的立国之基。只有北伐曹魏,才能表明蜀汉是继承了两汉的天命;只有北伐曹魏,蜀汉才是“汉”,而不是那个偏安益州一隅的“蜀”。
可以说,伐曹对于蜀汉来说,是立身之本,更是宣示政权合法性、争取民心的一面旗帜。然而刘备登基后的首次征伐,却没有指向曹魏,而是指向了东吴,结果遭到惨败。征吴及征吴的失败,可谓完全背离了蜀汉建国的政治路线,背离了刘备即位诏书中对于其帝业合法性的论述,从而在蜀地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动荡。
大家不知道这个不践行其政治理论、不合乎其立国之本的政权,究竟还有没有气数、是不是真的能代表“汉”。在这种情况下,在刘备尚在人世的时候,蜀地就爆发了黄元、高定、雍闿等人的叛乱,而曹魏则发动了空前的宣传攻势,以“刘氏祚尽”为由对蜀汉进行“和平演变”,希望蜀汉取消帝号、归顺称藩。
这些内忧外患结合起来,很有可能使刚刚建国不久的蜀汉就此消亡,这就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述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那么,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向世人表明汉祚仍在?那就必须重新举起伐魏的大旗,将蜀汉的施政方针重新转回到“龚行天罚,讨灭曹贼,复兴汉室”的道路上来。惟有这般,才能证明这个诞生在益州的政权仍是享有天命的大汉,而那个占据了中原的曹魏才是“窃居神器”的伪朝。只有让伐魏的旗帜高高飘扬,才能宣示蜀汉的合法性,宣示天命在我,由此才可凝聚益州人心、稳定蜀地局面。
理解了伐魏关乎蜀汉的兴衰存亡,我们再来探讨刘备那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真正用意。伐魏是大事,是蜀汉继续坚挺下去的关键,但刘备是无法完成这件大事了,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诸葛亮。
那么,怎么才能让诸葛亮做好这件事?
一是展示信任。
这也就是托孤中刘备所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对孔明的才能给予充分肯定,唯此才能让大家紧跟着孔明走而不至动摇,避免像后来的姜维那样受到“智不出敌”(《三国志·蜀书·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的非议。
二是打消疑虑。
这便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真正含义。这里的“取”到底该怎么理解?笔者认为应是“取之”的简略说法。所谓取之,就是“取回被曹魏篡去的汉家天下”的意思,而非“取而代之”。只有做这样的解释,才能讲明白为什么在说这句话之前,刘备一定要先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在当时的情况下,蜀汉面临的危机是政权还能不能在蜀地站稳脚跟,不论是刘禅还是诸葛亮,如果不能解决这个危机,谁当皇帝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迅速消亡。况且以当时的巴蜀人情来看,至少刘禅即位初年,诸葛亮还没有那么高的人望以支持其夺取帝位。
孔明若真取代刘禅,无非是又引发一场类似刘备取代刘璋那样的蜀中内战罢了,这无疑会将蜀汉政权本就不多的政治军事资源更快消耗掉,从而为魏、吴征蜀创造有利条件而已。
所以说,刘备在表明了对诸葛亮充分的信心后,让他放开手脚辅佐太子刘禅讨伐曹魏、复兴汉室,如果刘禅不能或没有能力完成这件事,那么就要由孔明单独扛起重任,取回被曹魏篡去的汉家天下,这便是让孔明打消顾虑,也打消了任何人对伐魏事业和孔明地位的怀疑。不得不说,这堪称一个政治高招,因为它掐死了旁人离间刘禅与孔明君臣关系的苗头。
后来,被誉为“李氏三龙”的益州名士李邈(之所以强调李邈的身份,是因为他的观点应当代表了益州相当一部分士人的看法)以所谓权臣在外领重兵非社稷之福为由,请后主诏孔明回朝,后主大怒,“下狱诛之”(《三国志·蜀书·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当然,如果孔明果真安定了汉家天下、实现了汉室中兴,他是不是会效仿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乃至像曹丕那样“取而代之”,恐怕当时病入膏肓的刘备也想不到那么多了。
可以说,白帝托孤既是玄德、孔明君臣际遇的最好注脚,亦为蜀汉接续两汉的天命与道义打下了坚实的椽柱。而后世之人不去探究托孤的实质,却总是站在帝王权谋和厚黑学的角度,从“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字面意思来揣测,以至于炮制出许多与真实情况南辕北辙的说法,真是何其不明其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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