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清朝全权代表为李鸿章、李经方与日方全权代表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
马关谈判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签订的最严重不平等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清朝不光是要赔付日本2亿两白银，还需要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虽然在俄国、法国、德国的干涉下，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但清朝额外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来后，朝野一片哗然。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表示，宁肯与日军再战一场，也绝不接受这份屈辱的和约。
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迁都太原，废约再战：“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四川提督、帮办北洋军务宋庆致电清廷，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吾愿与天下精兵，舍身报国！”
张之洞
那么，清廷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清廷也一度产生了毁约再战的想法。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条约并没有立即生效，需要经过两国皇帝分别批准，才能够生效施行。光绪皇帝没有迅速批准《马关条约》，而是探讨毁约再战的可能性。
光绪皇帝
4月25日，在光绪皇帝的授意下，军机处分别致电率领湘军驻守辽河前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驻守天津的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询问他们的看法：“惟目前事机至迫，和战两事，利害攸关，即应立断。着刘坤一、王文韶体察现在大局安危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辞，敷衍塞责。”军机处要他们明明白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要用模棱两可之类的言辞来敷衍塞责。
刘坤一是朝廷里非常坚定的主战派大臣。早在甲午战争进行期间，他就提出了“有钱赔款，不如用兵两年”的观点，认为“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甲午战争进入尾声后，刘坤一又奉命率领湘军远赴前线，意图力挽狂澜。只不过，由于淮军全线溃败，导致刘坤一整顿军务的努力成为泡影。
刘坤一
这次，刘坤一依然支持与日军继续抗战。他表示，京畿防务严密，兵多将广，日军不敢贸然深入，“纵或登岸，究属孤军，则诸军可以夹击之，即不得手，自可再战三战，以期必胜。未必彼即长驱直入，我即一蹶不振。”如果日军真的敢孤军深入，必将被各路清军包围夹击。
与刘坤一的乐观相比，王文韶就审慎多了。王文韶是一个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而屹立不倒的老臣，为人处世相当圆滑，平时不轻易发表意见，绝不得罪任何一位同僚。就算一定要他发表意见，也总是装聋作哑，得到了“油浸枇杷核子”的绰号。枇杷核子非常滑手了。再用油来浸泡，岂不圆滑得不可形容？
王文韶的回复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他声称自己统领的军队里，聂士成所部有一定的战斗力，“必可一战”。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关内外的其余部队“不敢臆断”，不清楚他们的战斗力。
甲午战争
王文韶没有明确反对毁约再战，却说“现在事可胜不可败，势成孤注，与未经议约以前情形，又自不同”。他认为如果真的要再战一场，就必须取得胜利，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王文韶不愧是官场“老油条”，说了一大通话，等于什么都没说。
5月1日，光绪皇帝收到了刘坤一、王文韶的回复，召集大臣进行了商议。大部分大臣，都觉得刘坤一过于乐观，就连同为主战派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也有点不敢相信：“刘虽电复可战，而同列颇摘其一二活字，谓非真有把握也。”
在这关键时候，李鸿章泼了一盆冷水。李鸿章一直希望清廷按期履约。他担心清廷毁约再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此，李鸿章专门致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盖日本已复俄国，允退还全辽，台湾不可自我屡翻。”
李鸿章
李鸿章虽然已经不是直隶总督，但在朝廷里有很大的影响力。光绪皇帝没有采纳刘坤一的建议。
当时，影响毁约再战一事的还有俄国、法国、德国三国的看法。
如果三国支持清廷毁约再战，甚至不惜对日本进行武力威胁的话，光绪皇帝还是很有信心继续作战的。然而，俄国、法国、德国三国之所以干涉还辽，仅仅是想遏制日本的势力范围，并不是真心帮助清朝。清廷得不到俄国、法国、德国三国的支持，只好放弃了毁约再战的想法。
1895年5月8日，清朝和日本两国代表在烟台交换了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的批准书，标志着《马关条约》正式生效。至此，中日甲午战争总算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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