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位名士曾一度隐居在山阳(今河南省修武县)的竹林里，历史上给了他们一个十分响亮的称呼——竹林七贤。
用当下的视角看，竹林七贤可谓是一个典型的“躺平”团体。竹林七贤形成及活动的时间学术界仍有一些争议，大致是魏齐王嘉平年间，即公元249-254年。他们在嵇康山墅的竹林里聚会活动，主要内容就是喝酒和清谈。《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
“七贤”分两个层次，阮籍、嵇康、山涛三位是主要人物，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人为加盟者，为第二梯队。在阮、山、嵇三巨头中，嵇康年纪最轻，也最活跃，是七人实际上的精神领袖。《晋书·嵇康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郢质”可以理解为旗鼓相当的思想交流伙伴。可见嵇康本来就是天性聪颖却喜好老庄，对世俗的欲望比较寡淡之人。比起入仕理政，这样的人物自然更愿意隐居竹林，轻轻松松地“躺平”。
竹林七贤的“躺平”方式是喝酒和清谈。他们相聚在竹林中，一边随意地喝酒，一边讨论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高雅的默契。正如《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他们“任意酣畅”那般，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刘伶的酒量尤其大。忘乎所以地痛饮，足以解忧，足以化解胸中的块垒，也比较容易使“七贤”的言行超出传统悠久的社会规范，越出“礼”的界限。大肆痛饮既是超越礼仪和名教的表现，同时也是作风放达的风雅借口，比如刘伶酒后“或脱衣裸形在屋中”，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意愿去生活和行动，在森然的礼教之下超越流俗，解放自己。
当然，想要与竹林七贤一起“躺平”，单纯酒量大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学识。能痛饮只能算个酒徒，但是有学识的人能喝酒就是名士了。竹林七贤皆是才华横溢、不媚权贵、崇尚虚无、放荡不羁的豪爽之士。他们是一批有思想有才华的精英，聚集在一起是为了交流思想。阮籍和山涛是可以成为嵇康清谈对手的人，第二梯队的四个人也是相当具有水平的伙伴。比如王戎“善发谈端，赏其会要”；向秀则是著名的理论家；阮咸精通音律，尤其善弹琵琶。在清谈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观点并相互交换，以至于辩论。
竹林七贤辩论的题目引导了一代潮流。在嵇康的主导下，他们讨论“声无哀乐”“自然好学”“宅无吉凶”等问题。直到东晋初年，名士们清谈的题目中，嵇康开辟的论题占了很大的比例。魏晋时期，时代风气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导致当时许多文人志士均有竹林七贤这般放歌长笑、潇洒飘逸的放达生活之志，并且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竹林名士之风蓬勃兴起。
竹林七贤打着无为的旗号，提出“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他们皆是读圣贤书成长的，信奉仁义道德，满怀抱负，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们迷茫、痛苦，于是只能避世于竹林之中。他们不仅是七个人，更体现了魏晋时期读书人的郁闷与无奈。不过实际上七人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并不长，其中几人的代表诗作也并非这一时期所作。
“竹林七贤”与安贫乐道的荣启期。
1960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一处刘宋时代的古墓室中发现了“竹林七贤”画像砖。这座墓室的南北两侧各有用将近300枚模印砖块拼嵌而成的画像，保存得很完整，共画八人：南壁由外而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由外而内则为向秀、刘灵（伶）、阮咸、荣启期。画像中加上安贫乐道的荣启期，应是为了构图对称。
砖画中，诸人或饮酒长啸，或演奏乐器，十分快活的样子。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活脱一幅“躺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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