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唐伯虎,风流才子的背后,是明末江南名士的缩影

说起江南才子,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唐伯虎,他是古早TVB港剧《金装四大才子》中众星捧月的C位男主角,也是星爷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搞笑无厘头,最后成功娶到秋香的人生赢家。

然而现实很骨感,历史中真正的唐伯虎并不像影视剧作品中展现的那样潇洒快活,真实的唐伯虎命运坎坷,境遇悲凉。

真实的唐伯虎,风流才子的背后,是明末江南名士的缩影

一、江南才子唐伯虎,仕途横断,郁郁而终

唐伯虎出生于江南苏州府吴县,家里开着一间小酒馆维持生计,根据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阶级排序,开酒馆的唐伯虎一家既不是商贾豪富,也不是名门望族。

为了光耀门楣,唐伯虎的父亲对儿子寄予厚望,惟愿他以后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幸而唐伯虎十分争气,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6岁就考取了秀才,整个苏州城为之轰动。

本是开挂般的人生 ,可偏偏天意弄人,25岁那年,唐伯虎进入了人生的分水岭。

世事大梦一场,人生几度秋凉,先是父亲去世,而后母亲、怀孕的妻子、妹妹都一一离他而去,亲人的离世,家道的败落,唐伯虎的人生遭遇重创,他开始终日借酒消愁,颓废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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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后来在好友祝允明的鼓励之下,唐伯虎重新振作,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大展宏图。然而命运多舛的是,唐伯虎陷入了科场舞弊案,被人诬陷贿赂考官,即便后来事情真相大白,唐伯虎却也无法再次踏入仕途,因为他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

自此以后,唐伯虎万念俱灰,他将一腔愤懑寄情于山水之间,四处游逛。随后回到家乡以卖画为生,平日里流连于风月场所,饮酒狎妓,纵情声色,以纾解心中苦闷。

45岁那年,宁王朱宸濠网罗天下名士,唐伯虎做了宁王府上的幕僚,原以为可以就此施展抱负,没想到宁王并非善类,他鱼肉乡里,还密谋造反。

为了脱身唐伯虎不得不装疯卖傻,以求自保,此后他每天穿着破衣烂衫,满嘴胡言乱语,故意作出痴傻状态。

宁王见他这般疯疯癫癫,放浪无形,便以为他真的疯了,这才同意放他回家。

回到家乡的唐伯虎,处境日渐艰难,他年老多病,穷困潦倒,朋友将他安顿在一个简陋的茅屋内生活,院内种着桃树,他便把这里称为“桃花庵”,然后就在那写下了那首举世闻名的诗《桃花庵歌》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当属“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而这句诗也恰好是唐伯虎,甚至是整个明末江南名士群体的人生缩影。

二、明末江南名士恣意纵情的生活状态

如果把历史变成一种立体空间来看,唐伯虎惨淡一生的背后,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江南名士如他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无法在官场上大展拳脚,他们只能游荡于民间市井,或放达、或隐逸,纵情声色,醉心诗酒。

据说明末江南名士们最爱干的五件事是:礼佛、听戏、收藏字画、养歌姬、游逛山水园林。

江南名士旷达野逸的生活态度,是社会、历史、文化相加造成的结果。明代中叶以后,朝廷中党争激烈,政治环境险恶,江南士人屡遭官场的排挤和贬抑,接二连三的打压,导致江南士人萌生了退隐的想法,他们不再追求入仕,而是希望获得品茗、赏卉,饮酒品茶、悠游林下的闲适生活。

真实的唐伯虎,风流才子的背后,是明末江南名士的缩影

比如明末文学家陈继儒,他二十九岁开始隐居在小昆山,关门著述,对社会流行的仕学和官场不屑一顾,在著作《小窗幽记》中,他曾写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

还有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他是一个多才多艺并有着满腔韬略的文人,却因为科场不顺,无法致仕,这种遭遇使徐渭产生了深痛的忧愤,他发狂成疾,甚至一度自残。

另外还有才子杨慎,他本少年得志,自负有经世之才。但因为孤直进谏,得罪了皇帝,被贬成一介平民。耿耿愚忠为自己带来大祸,他对此不解又不满,从此放浪形骸,以佯狂玩世的心态过活,经常插花堆髻,偕妓游行,如此出格行径以掩盖心中悲愤。

后来,这些逃离官场的晚明浪漫名士,从宣扬真性情和“性灵说”的角度,创作了大量新式文艺作品。汤显祖的戏曲、公安三袁的诗文以及陈继儒、张岱的小品文,都是这一时期的举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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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文章中,不再以心系天下,激扬文章作为己任,而是以风恬云淡的生活态度和个人感受为主,这与前人动不动发思古幽情,表达政治情怀的文章有很大不同。

另外由于江南一带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物质供给丰富,士人世俗化的倾向更加明显,他们游山玩水、狎妓放浪,这种风气在士人之间相互影响,蔚为壮观。

明崇祯时期,江南名士与妓女的关系日渐亲密,与妓女有交往的人非常多,且范围相当广泛。而在交往方面,名士与妓女关系是现在而自由的,他们在人格上趋向平等,感情中也十分融洽。钱谦益、柳如是,冒辟疆、董小宛都是那一时期有名的才子佳人。

以上就是明末江南名士的生活状态——纵情声色,于诗酒花茶间取乐。

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他们变得狂放不羁,甚至显得有些“堕落”呢?

其实一切都是因为时代的造就——一个政治开明、思想纯正的时代,士人的精力不会消耗在衣食住行,优游玩乐这些方面;但在一些政治纷乱,思想离散的时代,于政治上无前途可言,士人就会退而求其次,在生活领域追求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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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明末江南名士会选择放浪不羁的生活态度?

在我国古代,文人名士在儒家教育的影响之下,往往认为只有进入官场大展拳脚,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正如唐宋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经国大业、不朽功勋一样,明末江南才子们也觉得只有治国、平天下才能施展抱负。

然而在明代中叶以后,官僚集团内部日益腐化且矛盾激烈,文人雅士们在仕途上大都郁郁不得志,有些人纵使才高八斗,也没有入仕做官的机会。

由于政治前途黯淡,这些江南名士们过剩的才情,便只好宣泄于棋酒声色的快乐之中。

然而放浪形骸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真正的追求,只是派遣内心苦闷、逃避前途暗淡的一种方式。他们之所以在行为上做出超越儒家正统的事情来,其实就像唐伯虎本人作过的一句诗词一样:“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

无法进入仕途施展抱负,这些名士只能和青楼艺妓结盟,将全部精力和兴趣投入进风月娱乐。

后来到了明末,名士集团的精神思想再次发生变化,以公安“三袁”和屠隆、陈继儒、臧懋循、张岱、董其昌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与李贽等人所掀起的新思想运动相应,开始寻找和追求一种新的、与传统儒家思想大不相同的人生价值和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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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三袁

对他们来说,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已被抛弃,相反,个人生活方面的欲望满足成为了他们主动追求的价值。

他们不再把世俗的功名放在心上,而是更加看重个人的真情实感,更多地注重自己的享乐,追寻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并且相应地淡化了身上的道德责任感,这一时期,文人的生活观念开始从“治天下”向“享受自我的生活”上的转变。

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的逃避,甚至仿佛陷入了虚无主义的圈套,但在封建社会中,有这样的想法和勇气,就已经十分难得了。他们突破了世俗观念的牢笼,勇敢地回归个体感受,逃脱了礼教的藩篱,选择了感性温润的生活。

本质上,这是一种超前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并且,也正是因为这些江南名士们放弃了先前汲汲于名利的官场追求,融入到世俗社会中来,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潜移默化地浸润着市井社会,才造就了江南具有文化韵味的生活。

可以说,明末清初江南生机勃勃的时代画卷,和这些名士们勇于逃脱世俗观念的拘囿有很大关系。

真实的唐伯虎,风流才子的背后,是明末江南名士的缩影

试想想,如果文人依然被礼教束缚得严严实实,为政治功名皓首穷经、目不窥园,和世俗社会之间保持距离,那个晚明的社会是否还会有这样繁盛的艺术图景,又是否会有这么多的名世著作流传于世呢?

所以,明末江南名士的生活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的自由和文化的开放,于我们后人而言,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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