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有位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了澳门，后来经过肇庆、南昌、南京、临清，并且像正德时代的葡萄牙使者一样，通过宦官的路子，辗转到了北京，一路传播可能使明朝“华丽转身”的外部信息。
利玛窦画像
这位来自“大西洋”的意大利传教士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利玛窦”。当时内地的中国人把藏族佛教徒叫“番僧”，于是便把这位来自大西洋的传教士叫“洋僧”或“西僧”，也就是“洋和尚”、“西洋和尚”。因为在一般的老百姓眼里，只要是传教的，都是和尚。其间的区别，只是汉族和尚或者藏族和尚、中国和尚或者外国和尚，如此而已。
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公历1601年的1月24日，利玛窦到了北京。本来欧洲人到亚洲来、到中国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且不说元朝大开放时代，马可·波罗等欧洲人大批量来到中国，即使在“海禁”盛行的明朝正德年间，荷兰使者也曾经到过北京。
马可·波罗画像
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利玛窦的到来仍然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礼部官员查阅《明会典》，说上面只记载了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没有什么大西洋，更没有听说什么“意大利”，所以，这个名叫“利玛窦”的“洋僧”，“真伪不可知”。可见，这个时候的明朝“朝廷”封闭到什么程度。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礼部官员在糊弄万历皇帝，因为皇帝想接见利玛窦，他们想极力阻止。
虽然礼部官员排外，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利玛窦自有利玛窦的办法。这位“洋僧”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甚至比国内一般的士大夫更加深刻。通过各方朋友的介绍，利玛窦在沿着运河北上路过临清的时候，联系上了天津税使马堂。
万历皇帝画像
据利玛窦自己的说法，并不是他主动联系上马堂，而且因为马堂贪图他的财物而扣留他，于是不打不相识。不管是利玛窦主动寻找到马堂的路子，还是马堂因为贪图利玛窦的财物，反正马堂帮助利玛窦联系上了万历皇帝，这个事实是确凿的。利玛窦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带来了家乡的“特产”，而这些特产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也是郑和下西洋时没有的。这些“特产”主要有：自鸣钟、世界地图，还有三棱镜、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及一些欧洲的书籍。
利玛窦进献的自鸣钟图样
利玛窦到北京后的一个月，他的礼品由马堂送进了皇宫，立即引起皇帝和贵妃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各种造型的自鸣钟，不仅在中国，在整个远东，都是前所未有，简直令人无法思议。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报时，靠的还是“水漏”“沙漏”或“日晷”等，“更夫”也是各地不可或缺的职业。谢肇淛《五杂俎》将当时中国的报时方法和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做比较，说到自己的感受：“西僧璃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大意就是说，利玛窦的自鸣钟可以准确报时长达一整年的时间。
不仅自鸣钟，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当时叫《山海舆地全图》，又叫《坤舆万国全图》，同样在中国是前所未有。因为尽管有郑和下西洋，有汪大渊、伊本·白图泰记载，但他们都只是活动在印度洋，还是地球的“这一边”，却不知道地球的“那一边”。所以中国人相信的，仍然是天圆地方的概念，不知道世界的全貌，不知道地球竟然是圆的。
《坤舆万国全图》（局部）
不知道万历皇帝见到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有何感想，只是知道类似的地图在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时候，有另外的西方人带到日本，令日本人大吃一惊，原来日本这么小？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大日本”。
转眼之间，利玛窦到北京已近一年。礼部官员始终对这个“洋僧”不放心，提出将其遣返。但是，礼部不提倒罢，提出来倒是提醒了万历皇帝，原来这个“洋僧”还在北京，但这位洋僧到底什么样子，却不知道。好奇心促使万历皇帝派了两位画师，给利玛窦和他的徒弟画“等身像”。画师在利玛窦的配合下，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万历皇帝见了利玛窦的画像，不禁笑了起来，这不是个“回回”吗？所谓“回回”，是从阿拉伯来的回族人。
身边的宦官提醒皇帝，利玛窦不是“回回”，因为他和他的徒弟们都吃猪肉。也许是因为利玛窦赠送的礼品让皇帝开心，也许是因为利玛窦的画像让皇帝产生好感，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万历皇帝下旨，允许利玛窦在北京长期居住。从此，不但是利玛窦，和利玛窦一样来自大西洋的“洋僧”接踵而至，北京城里从此多了一道风景线。
这是“大航海时代”来到中国大陆、来到北京的第二股西方势力。
第一股西方势力，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这股势力的到来，无疑是对明朝的一个挑战，因为明朝的广东当局几乎没有力量控制澳门葡萄牙人的活动。但同时也给了明朝一个机遇，一个学习西方商业经营和武器制造的机会。努尔哈赤在天启六年带着女真军队想进山海关，结果在宁远被袁崇焕指挥的明朝军队用火炮击伤。这些火炮，或者产自澳门，或经由澳门的葡萄牙人卖给明朝，有“佛郎机炮”，还有“红夷大炮”。
“佛郎机炮”示意图
第二股西方势力，就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大航海时代”直接造成了西方的海外扩张史。在这个扩张史上，基督教、罗马教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玛窦以及随后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正是被罗马教皇派遣到东方来传播西方文化、传播基督教的。所以东方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传教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法国“殖民者”“侵略者”的联军。
西方殖民者、侵略者是通过坚船利炮对东方进行武力征服，传教士对东方进行的，则是文化征服，包括西方的宗教、西方的艺术、西方的器物、西方的科学技术，如自鸣钟等等。这股势力的到来，无疑也是对明朝中国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明朝中国的一个机遇，一个了解西方文化、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机遇。
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的马尔凯州，在罗马教会学校读书期间加入了耶稣会，学习了哲学、神学、天文学、历法和算学，以及多种语言。后来被耶稣会派遣到东方，先后在印度、安南传教，此后来到澳门。万历十二年，利玛窦获准进入内地，结交了一批汉族士大夫，先在肇庆传教，此后经韶州、南昌、南京，来到北京，虽然没有见到皇帝，却如愿以偿地在北京住了下来，并且为其他传教士的进京铺平了道路。众多的中国文化人出于对利玛窦的佩服和对西方科学的好奇，成了耶稣的信徒，同时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利玛窦入住北京的第七年，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当时的一位著名中国文化人、编撰了《农政全书》的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翻译出版了汉文版《几何原理》的前六卷。此后的几十年，有150多种西方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甚至和明朝钦天监的官员们，对当时已经漏洞百出的中国历法进行修订，制定了被清朝继承的“崇祯历”。
这时，距离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还有两个半世纪，距离1894年发生的甲午海战还有三百年，时间不是太短。但是，中国在明朝和后来清朝的统治下，没有抓住机会，不但没有赶上已经走在前面的西方，更被抓住了机会的日本甩在身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几何原理》后续的翻译工作，随着利玛窦的去世停顿下来了。后面几卷，直到清朝的咸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857年才翻译出来，距离前六卷的翻译时间，是250年。而这250年，正是中国被西方抛在身后的2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