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在大唐崩溃的前夜，连黄昏与夜色都如此美好动人

长安城最后的黄昏

唐宣宗李忱是一位好皇帝，即位后便勤于政事，孜孜求治，宵衣旰食。从前朝到后宫，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大中皇帝真乃是一位明君啊！

他们称为大中皇帝“小太宗”。不仅朝廷内外都这么称赞，皇帝自己也在努力仿效太宗皇帝的施政方略。为了不让天下人非议自己“得位不正”，李忱立志要励精图治，证明自己登位名正言顺。他将记载太宗时期君臣言行的《贞观政要》中摘出好词好句，写在屏风之上，每每正色拱手拜读，并且一丝不苟地学习书中太宗皇帝的一言一行。

要当一个“明君”，说难也难，说容易其实也很容易，那就是不得罪人，尽可能地让所有人高兴。

或者说，是尽可能地让所有发得出声音的人高兴。

李忱的前任唐武宗李炎是个明君吗？自然是的，他一扫大唐二十年的颓势，富国强兵，平定泽潞，差点重振盛唐时的景象。可在当世的风评之中，却被贬得近乎一文不值，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武宗大力打压寺院，得罪了佛寺僧人们嘛！僧人在大唐社会中，那可是文化阶层，是既得利益者，与当时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打压僧人，那就是和僧人的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网过不去。所以大量僧人愤懑不平，咒骂朝政。各种各样诋毁武宗的小道故事就开始甚嚣尘上，把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刻画成一个刻薄寡恩、小肚鸡肠的暴君。

相比于到处得罪人的武宗皇帝，李忱的做法就讨巧得很。对于那些原本被取缔的僧人，李忱下令重新授予他们度牒，恢复合法的僧人身份；而之前武宗时期收归公有的寺院、田产，也一概恢复，交给僧人们。这道政令之下，李忱一下子成为了全天下僧人们心目中的“活菩萨”，佛家弟子无不夸赞李忱宅心仁厚，诚心向佛。更有僧人编出了新的故事，说：当年就是武宗嫉恨还是皇叔的大中皇帝，以至于大中皇帝遭受迫害，被迫出家为僧，武宗于是到处去追查大中皇帝下落，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捣毁寺院；所幸大中皇帝吉人自有天相，最终逃过一劫，最后成功登上皇位。

这故事实在荒诞不经，但是却被僧人们流传得煞有介事，相信的大有人在。所以，李忱在民间又多出了一层苦情色彩。

而对于势力强大的宦官集团，李忱也一改往日武宗分而治之、拉一派打压另一派的做法，对宦官们极尽优待。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李忱自己就是宦官扶持上位的——从宪宗以来，哪位皇帝不是靠宦官的帮助才登位的？可每一朝皇帝借助宦官的力量上位，往往转手便将威胁皇权的宦官投资给除掉，连昔日不可一世的仇士良，也都在武宗治下黯然退休。原因没有别的，保持皇帝权威，必定容忍不了宦官权力过大，绿叶盖过鲜花。但李忱则不然，他像是在兑现着即位前的什么许诺一般，无条件地容忍、袒护着强大的宦官们。

因为把宦官们像恩人一般对待，李忱自然在宫中积下了良好的口碑。而那“小太宗”的称号，也就这么自然而然地传扬开来。再加上大中初年，恰逢吐蕃内乱，唐廷成功收复了河湟，这又成了一项伟大功绩，大唐一下子感觉又有了贞观时的武功。

就这样，一个个精心打造出的“人设”添加在了李忱的名片上：宪宗皇帝的继承者、励精图治打造“贞观遗风”的明君、全国万千佛僧的庇佑者，等等等等。

当然，李忱最在意的，还是文官士族们对自己的态度。因为治理天下靠的是这帮读书人，把他的功绩写在史书里的，还是这帮读书人。

对于朝中的大臣们，李忱收服他们方式，是恐惧。

在大臣们面前，李忱恩威难测，群臣捉摸不透皇帝的想法，自然战战兢兢，对皇帝产生出敬畏之情。李忱原本就是一个对自己一丝不苟的人，对自己都如此严格，对别人就更是如此。他对群臣用法严格，而且往往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奖赏或是惩罚大臣。有时候，他会因为外出打猎时碰见几位百姓赞扬某位官员，而由此对这位官员大加提拔；可有时候，他也因为看见大臣写了一句“青山三杯不厌酒，长日惟消一局棋”的诗，就认为这大臣不务正业，若非有宰相解释说这只是托兴之辞，文人为了押韵平仄什么都写得出来，李忱可能就真的会为此而惩罚写诗之人，彻底断了这位官员的升迁之路。

为了标榜自己像太宗一样纳谏入流，李忱特意选拔了贞观名臣魏徵的后代魏谟。魏谟于是开始积极地找各种话题劝谏，只不过魏谟的水平和他的先祖魏徵相比可就差得远了，他所提的尽是些无关紧要的建议，对朝政的改进基本没有什么帮助，表演性质大过了实质。而李忱其实也只需要这样的效果，也作出一副从善如流的样子，于是君臣之间在朝堂上飙戏，表演出了一段段君臣佳话。

一日早朝时，李忱临朝理政，神情威严，群臣不敢仰视，只有按照固定顺序一一汇报情况。规定程序走完后，一直没有露出过丝毫倦容的李忱忽然展颜一笑，对着群臣说道：“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一起聊聊闲事了！”随后同殿中大臣们聊起了街头巷尾的琐事，还有宫中的游玩宴饮，无所不谈，亲切而随意。就这样聊了一刻钟的工夫，李忱忽然又变了个脸色，严肃地对群臣说道：“卿等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了我的厚望。要是卿等出了事，那以后彼此便只能不复再相见了。”

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彼此不复相见”，透露出了十足的警告意味。前一秒钟还在高谈阔论的大臣们听了这句话，不由自主地恐惧起来，回想着方才的话，不知道哪一句说错了。李忱说完这句话，便拍拍屁股走人，回了后宫。留下殿中的群臣面面相觑，心中五味杂陈。宰相令狐绹下了班，对人说道：“我秉政十几年，遂受皇上宠任，但是每次临朝，都不免汗湿沾背，后怕不已。”

连宰相都这么说，那满朝文武便更是胆战心惊、压力倍增，生怕自己一旦做错了什么，就会不明不白地触动了皇帝的逆鳞，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这样的压力下，朝臣们能做的只有赞美了，赞美皇帝的英明，赞美大中的盛世，同时迎合着皇帝要做“明君直臣”的喜好，提一些不痛不痒的谏言，这样就皆大欢喜，满朝文武陶醉在一片祥和的喜乐中。

而危机，就埋藏在这片被粉饰出的太平景象之下。

但是，如果仔细探究这场叛乱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整个帝国的腐败已经在此暴露无遗。

康全泰叛乱只是一处溃疡，这个溃疡只是人体表面的症状，真正的病灶在身体内部，在开始逐步扩散的肿瘤、癌细胞。

康全泰其实只是宣歙藩镇军中的一个小将，和其他帝国的南方藩镇一样，宣歙军军纪涣散，只是一群毫无训练的流氓。这些地方军人，素日就与当地的土豪大户勾结在一起，横行乡里，自行开设市场，牟取暴利，变成了整个宣歙地区的黑社会网络。他们为何反叛？其实就是因为宣歙观察使郑薰想要有所作为，要搞“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试图打击康全泰与当地土豪大户织起的这张黑色网络。

土豪大户，也就是地方实力派，成为了近年来江淮地区商业大发展的受益者，他们的经济版图包揽了本地区的方方面面，甚至截留税赋，坐收巨额盈利。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帝国在东南地区的财政命脉。郑薰作为大中皇帝的亲信，必须要搞这场“扫黑”行动，必须保证帝国在这里能收取稳定的税赋。

但是，郑薰低估了这张网络的强大程度。原来当地土豪大户的势力，早已渗透进了地方政府的方方面面，甚至在他的藩府中，诸如押衙、讨击使这些关键职务，也被当地土豪子弟所占据。当郑薰加紧整治本地土豪的黑色交易时，土豪子弟与康全泰这批军人勾结在一起，聚众哗变，终于赶走了郑薰，这位帝国在此设置的最高军政长官。

康全泰这批叛乱军人，最后死于朝廷严厉的惩罚。但康全泰幕后的江淮土豪大户势力，却依旧完好无损。相反，他们还变得更加强大了，因为他们在这场叛乱中意识到，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武装，要团结起来对抗朝廷的统治。于是，江淮地区的地方土豪势力开始收纳流氓人员，形成自己庄兵。他们还收买附近的绿林好汉为自己所用。渐渐地，江淮的私盐盐贩、山大王多了起来，他们表面上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实际上却是土豪暗中扶持的党羽。

甚至有时候，那些贩私盐的盗匪，就是地主豪强本人。

宣州的兵变，只是整个局面的冰山一角。像宣州这样，由地方土豪势力与底层军人、流寇匪帮勾连而结成的黑恶势力，已经不止千千万万。它们遍布在帝国一向安定的南方各州，逐步蚕食着大唐的底层政权。

帝国的秩序，就这样从最基层开始渐渐崩溃。

一条秦淮河，折射的是整个时代的图景。

大唐实施宵禁，城池之内，入夜之后便禁止上街出行，所有人必须在漏夜之后进入里坊安歇。而所有商业活动，都被限制在固定的市场之内，比如长安的东西二市，洛阳的南北二市，这就是自古相承的“坊市制”。但是随着商业的飞速发展，原本的“坊市制”已经无法满足市民的需要了。商店、酒肆开到了马路边、河道边，就这样长此以往，秦淮河变成了烟花地，金陵城变成了销金窟。

当诗人杜牧夜泊秦淮之时，曾有诗感慨：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那时的杜牧，已经感觉到了正在帝国的各个地方发生着的悄然变革。杜牧虽然一生都不得志，最后只能流连于声色犬马，“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但不可否认，他是那个时代眼光最为毒辣的思想者之一：

当初诗书传家、出将入相的士族门阀，如今已经愈发地腐化奢靡，昔日精英荟萃的世族再也不能为帝国输送优秀的人才，那些世家子弟们一个个尸位素餐，成为了啃食社会财富的寄生虫。公卿贵族、僧人宦官，都在歌颂着“大中盛世”，歌颂着天子是一代明君，自顾自地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没有人注意过普通的百姓们，究竟过着怎样一种困苦的日子。

不止朝廷腐朽了，天下藩镇都已经走向腐朽。连历来与唐廷打得有来有回的河朔藩镇，也已经变得日益朽迈。那些河北的骄兵悍将们甚至不再在乎管理自己的是藩帅还是朝廷，只是唯利是图，谁给他们钱多，他们就支持拥护谁。而要是有人多占了他们一分一厘，哪怕是皇帝、节度使，他们也都毫不犹豫地将其推翻。

后世被称为“唐懿宗”的李漼是个喜好享乐的皇帝，对上朝的热情明显不如饮酒作乐。他的爱好是听宫廷交响乐，养了一支五百多人的乐团，整日载歌载舞。天下就这样沉湎在最后的繁华里，奢侈之风刮遍了整个大唐。整个官场也都弥漫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风气，没有人在乎生民之多艰，王朝的气运。

这个无数人努力要振兴的大唐，已经烂在根子上了，再多的改革都难以让它恢复昔日的气象。等待着这个帝国的，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是一轮风卷残云的扫除，是一次彻彻底底的雪崩。

当雪崩来临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那个傍晚，诗人李商隐心情烦闷，无法排解。也许是因为自己潦倒的处境，也许是因为这危机四伏的时局。忽而一个念想，让他灵光乍现，他决定出城，登高望远，疏解一下郁闷的内心。于是他驱车出坊，一路直奔长安城东南边的乐游原。

乐游原是长安城内的最高处，登上乐游原，只见整座辽阔的长安城，正安静地俯卧在淡橘色的暮霭中，城中炊烟四起，袅袅地弥散在上空，如同一袭薄如蝉翼的纱罩。天边的火烧云红彤彤的，将霞光撒满了眼前的城池。乐游原南边的大雁塔巍峨而静默，远方的秦岭连绵而广博，黄昏时分，大慈恩寺的钟声敲响，宣告着夜晚的到来。借着，整座长安城数十座寺庙的晚钟暮鼓不约而同地响起，锒铛声中，更显得长安城美好而祥和。

这是大唐最后一点安宁的岁月了，这座城池里的居民像以往一样准备安寝，一如他们的父辈、祖辈。数百年来，长安城日复一日地延续着它的伟大和繁荣，仿佛这样的光辉荣耀会永远继续下去，最终成就一座不朽之城。但是越美好的东西，到了毁灭之时，往往就越让人心碎。长安城的百姓们丝毫不知道，几年之后，这一切的美好都将被无情地毁灭。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