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2年，也就是西汉本始二年，即位已有两年的汉宣帝下了一道诏书，要给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立庙乐。
诏书里说：孝武皇帝亲自践行仁义、发扬威武。北征匈奴，将单于打得仓皇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与两越；东定薉、貉与朝鲜。可说是战功赫赫。大汉在这些地方设立郡县，扩张了领土。周边众多蛮族也被大汉的军威折服，纷纷来到边境要求归顺，宗庙中摆满了他们主动进贡的珍宝。孝武皇帝还统一音律，指导乐歌创作，祭祀上帝，去泰山封禅，设立明堂，修订历法年号，更新衣冠服饰；并承继圣人之道，尊贤能赏功臣，兴灭国继绝世，不忘褒赏周朝的后裔。孝武皇帝的所作所为，可说是已达到了完备天地之礼、发扬道术之路的地步。所以上天也有所感应，各种祥瑞纷纷涌现，宝鼎被发现了，白麟被捕获了，巨大的鱼出现在了海中，神人也来到了人间，连高山也在呼喊万岁。总而言之，孝武皇帝的功德太过茂盛，怎么说也说不完。可是，孝武皇帝的庙中，却还没有能够与他的功德相匹配的音乐，这让朕感到非常地伤心和不安。故此，朕下这道诏书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请你们去和列侯、二千石、博士商议，去为孝武皇帝制作出足以媲美其历史功绩的庙乐。
汉宣帝的这道诏书，其实质是欲为汉武帝盖棺论定，试图通过立庙乐的方式，来统一汉帝国民众关于汉武帝时代的集体记忆——按照诏书定下的调子，汉武帝时代必须伟大、光辉、璀璨；汉武帝本人必须仁义、威武、深得天意与民意的拥护。庙乐，也就是歌颂汉武帝历史功德的乐曲，必须按照这个调子来创作。
群臣接下这桩政治任务后“大议廷中”，在朝堂之上开集体会议。有模有样讨论一番后，群臣一致得出了“宜如诏书”的结论。只有时任长信少府的夏侯胜站出来，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夏侯胜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
关于汉武帝刘彻，夏侯胜的历史记忆与汉宣帝的历史记忆截然不同。他承认汉武帝在军事上有扩张领土的功绩，但他提醒皇帝和朝堂上唯唯诺诺的群臣，不要忘了汉武帝还有祸害天下百姓的另一面——他杀害了很多人，榨干了百姓的财力；他奢靡无度，耗尽了天下的资源。在他的统治下，百姓流离失所，死者过半。在他的统治下，蝗灾四起，赤地千里，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民间至今没有积蓄，百姓的元气至今没有恢复。总而言之，在夏侯胜的历史记忆里，汉武帝刘彻是一个对百姓毫无德泽的皇帝，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拥有庙乐的。
按照汉代制度，皇帝的宗庙不止设在长安，也会遍设于地方郡国。这些宗庙及与之相关的庙乐，实际上起着宣传历史、塑造集体记忆的功效。夏侯胜经历过汉武帝时代，知道汉武帝时代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要想让汉武帝时代不再重来，就必须要留住历史的教训，必须守住真实的集体记忆不被篡改。这是他敢于从满朝公卿的唯唯诺诺中挺身而出的主因。
无人能够正面反驳夏侯胜。毕竟，满朝公卿大多也经历过汉武帝时代。他们唯一能够拿来压制夏侯胜的武器是“此诏书也！”——难道你夏侯胜要忤逆皇帝的意志吗？夏侯胜的回答却是：
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回复铿锵有力，无法辩驳——天下事自有其是非公论，诏书从来不能与正确、正义划等号。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只好拿出流氓手段，给夏侯胜扣了一顶“非议诏书，毁先帝”的帽子，又牵连丞相长史黄霸，说他与夏侯胜交好，知晓夏侯胜有妄议先帝的言论却不举报弹劾，将二人都投入了牢狱之中。
夏侯胜坐了牢（两年后，“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汉宣帝发罪己诏大赦天下，夏侯胜才重获自由），同情夏侯胜的黄霸也坐了牢，汉帝国朝堂之上再无人敢反对皇帝钦定的集体记忆。很快，祭祀汉武帝的世宗庙，在四十九个地方郡国建设了起来；歌颂汉武帝仁义威武的庙乐，也在四十九个地方郡国唱诵了起来。汉武帝成了伟大、仁慈、光辉、璀璨的化身，“天下户口减半”的惨剧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但试图守住真实历史记忆的人不会消失。同样是在汉宣帝时代，有汝南人桓宽搜集文献资料编成《盐铁论》，记录下了底层“贤良文学”对汉武帝时代大搞官营经济、大搞国家均输的控诉——他们说，自从朝廷设置了均输官，百姓便只能贱卖出产，再去市场上高价买入不出产的东西用于纳税；自从朝廷搞了铁器官营，百姓就只好用木棒耕地、用手除草。因为官府只在意如何完成上级摊派的铸造任务，不在乎造出来的农具是否符合百姓需要，官府铸造的全是垃圾刀具，连草都割不断。自从朝廷搞了食盐官营，百姓们便吃不起盐，只能去吃带点咸味的草梗……
这些历史记忆，在四十九郡国的汉武帝庙里，是找不到的。
